牛俊民头像

起 名

我出生在山东省广饶县碑寺口村，我家世代农民，往上数五辈没有识字的。1944年农历8月13日，已经有一个6岁女儿（我姐姐）的父母又生下了我。我是男孩，有“重男轻女”思想的家里人都特别高兴。到了1945年日本鬼子在碑寺口修炮楼，我们全家都逃到姥姥家——离碑寺口三里路的封家村。我姥爷（外公）、姥姥就我母亲一个女儿，借此我父亲就很不情愿地被“招养老”。我老爷视我为掌上明珠，谁也碰不得，都七八岁的我，每天晚饭后都坐在老爷的怀里数星星。记得有一次，门外的广场上倒了一车盖房子用的土，我和小伙伴们一块玩起了过家家，一不小心我把一个小朋友的手用刀扎破了，父亲因此打了我。老爷知道后很不高兴，很长时间不和父亲说话。

父亲有大号，叫牛树丰（1915—1993），是扛长工的贫农出身，老实本分的庄稼人，除了种地养家糊口外，没有什么别的本事。他的政治地位不低，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支前的担架队，农业合作化以后是贫农协会的委员。他有两个爱好，一是喜欢抽烟，家贫买不起烟卷，都是拿烟叶用纸卷起来抽，以至于在我上大学期间，经我同意把我中学以前的课本、作业本的纸全部用完。第二个爱好是听“闲书”，所谓听“闲书”就是在农闲时和晚上，乡亲们聚在一家，听识字的人念像《封神榜》、《七侠五义》之类的书，他们听了一遍又一遍，以至于书本都烂的卷了起来，仍然是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父亲没有什么坏毛病，有一次，母亲突然问父亲：“你是不是赌钱了？”，父亲吞吞吐吐地回答“是”，并且强调只有一次。最终父亲把赢来的钱乖乖地交给了母亲。母亲没有大号，习惯地叫牛张氏（1917—1961），小名叫“尊”，尊严的尊。她模样俊俏，大眼睛，双眼皮，是个贤妻良母，能忍辱负重，手不笨，针线活做的也好。

我八岁上小学，当时的老师叫封长清，他非常喜欢我。一年级因为我学习好，让我直接跳到三年级。我的大字描红写的也好，经常当作范文在校内展出。我的名字是封长清给起的，我父亲和母亲都是文盲，大字不识几个，他们给我起的乳名为“憨”，就是老实憨厚的意思，没有能力给我起大号。我自己想了一个名字“牛俊明”，认为“俊”和“明”都是很好的字。封长清老师认为叫“牛俊民”好，我也不懂，就依了老师。不久老师自杀了，据说是因为有历史问题，压力太大。之后，我的师母就成了坏分子的家属。失去生活来源的她靠用缝纫机给别人做些针线活维生，每次见到我都对我说些鼓励的话，希望我长大后能有出息。封长清老师去世以后，上面很快又派了一位家在外地姓孙的先生，他不能每天回家，就住在学校的西厢房里。其实所谓学校，就是一个大户的院，有三间朝南的正房算是教室，东厢房是老师的办公室。孙先生不能每天回家吃饭，就得给学生们家派饭，每家一天。出于对先生这个职业的崇敬，也或许是为了孩子，这些贫困的家庭都是用最好的饭食招待先生。

左：父亲牛树丰；右：母亲牛张氏（合成像）

高 小

 1955年，11岁的我考上了来家高级完全小学（高小）。高小离我们村12里路，需要把一周的干粮都带到学校里去，冬天还好，每到夏天后半周时干粮已经变馊。至于蔬菜，那就根本谈不上，只能带一些咸菜疙瘩，有时冲点盐水喝。住宿条件也很差，冬天宿舍里没有取暖的东西，我有时甚至冻得整夜睡不着。更惨的是我有尿床的毛病，尿床后第二天又不好意思拿出去晾晒，被褥总是潮湿的，久而久之，落下了胯骨麻木的毛病，以至于60岁以后的我仍受其困扰。

高小时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学习比较轻松，在我们年级四个班中我的成绩总是遥遥领先，老师们也都喜欢我，同情我，支持我。有时候他们会送我馒头吃，尽管他们每月只有很少的馒头票。

暑假里，我一般是帮助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话。有一次到我姐姐家住了几天，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姐姐家离封家村4里路，姐夫齐龙增是乡卫生院的一名医生，非农业户口。他的爷爷是一位老中医，姐夫从小没有读几年书，就跟着爷爷学习中医，妇科是他的专长。因为是医生，需要各村跑，他有一辆加重的“金鹿”牌自行车。开始学车，我们找了一个很大的场院，姐夫在后面抓着后座，我骑在车上，我的身子总是歪的，姐夫扶着时还能走几步，一旦松手，我马上就会摔倒。这样连续学了两天，没有一点进展，姐夫没有信心了，我也有点动摇，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笨，那么多的人都能学会的事，我难道就学不会吗？第三次，仍然是姐夫扶着车让我骑，骑了很久，我突然发现姐夫已经不扶了，之后我就逐渐找到感觉了。学车的事让我觉得：别人能会的事，我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学会。

左：高小毕业照；中：初中毕业照；右：高中毕业照

初 中

1957年的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省广饶中学（即后来的广饶县第一中学）。这是来家完小和我所在的六区（一个区包含几个乡）唯一一个考上广饶一中的学生，乡亲们知道了都表示庆贺。家中贫困的父亲，并没有表现出多么高兴，他为报名时要交的20元钱犯愁。乡亲们和亲朋们都认为应该去上，可家里只有5元钱，还差15元怎么办？父亲去碑寺口村我爷爷家借了5元，又去我姐姐家借了5元，另外5元还是没有着落，回到家里又看到我为难地抹眼泪，很快就决定放弃了，当天我就和母亲一起下地干活去了。不料父亲去爷爷家还钱的时候，被我爷爷训了一顿，无奈，父亲又把钱拿了回来，想办法凑齐了20元钱，又决定去学校报道。

我们家离广饶一中45里路，是父亲用毛驴送我去的。一路上父亲牵着驴，我骑在驴背上，走到半路上，我们实在太累了，停下来休息。父亲告诉我，走累了坐下来休息时不能脱袜子，容易受风，他的这些经验让我一辈子受用。从来没有去过县城的我，进城后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好不容易找到了广饶一中，它原来是一家老当铺院落，解放后没收归公作了学校。学校分前后院，前院是老师们办公的地方，后院是教室和操场。我们从北门进了后院。看到有毛驴来送学生报道，许多人都很诧异，也有好奇的过来看。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有一位高年级女生走过来和蔼地说：“大爷，是来报到的吗？”我们说：“是”。她就引领我报了到，还主动借给我学校的饭票。她叫张伟华，后来在一次学校的联欢会上我看到了她优美的舞蹈听到了她悦耳的歌声。半个世纪以后，在我回忆当年时，我曾在网上输入“山东广饶张伟华”，没有找到她的消息，这个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也不知道她的近况如何，再也没有机会说声谢谢了！

考入初中，我学习仍然很努力，成绩也很好，不久就成了班上的学习委员。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是赵洪杰，他对同学们都很好；团支部书记叫张玉荣，她泼辣能干，有工作能力，学习也不错，她是我后来入团时的介绍人。我们班女生不少，约占三分之一。男生们个个都很聪明，但有些捣蛋，几乎给所有的女生都起了外号。我性格平和，学习成绩又好，女生们和我的关系都不错。

初中的生活仍然很艰苦，家庭贫困的学生每月国家给6元钱的补贴，我就是靠这钱维持一个月的生活。那时每人每月定量30斤粮，长身体的学生们都不够吃。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每个周日可以从家里带些干粮来作为补贴。我家中困难，没有补充，经常在上课时肚子里就开始呱呱叫，好不容易盼到开饭，总希望自己能分到一块大的发糕，一碗稀饭也很想得到稠一点的。住宿条件虽然比高小时有很大改善，仍然是住集体宿舍和睡硬板床。我的褥子和棉被都很薄，屋里也没有取暖，经常刚刚睡着就被冻醒，发现自己的腿脚还都是冰凉的，无奈只有把腿蜷起来，这样往往也不能解决问题。

十四五岁的我经常想家。记得有一个周六，我本不打算回家，但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看到别的同学都回家了，一股想家的心绪袭上心头，无法控制，于是我就临时决定回家。本想向别人借一辆自行车，但是没有借到。我自己就一个人匆匆忙忙地上了路，大概走了一半路程时天就黑了下来。我走在引黄灌溉修造的干渠上，周围一片漆黑，只有很远处的村落隐约看到一点灯光，还不时听得野兽的叫声和看到坟地里跳动的磷火。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恐惧，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追我，其实那声音是我走路时发出的。也不知走了多久，我终于走到了我们村边的我熟悉的那个湾，那是我儿时经常玩耍的地方，我摸黑走着，突然脚下一滑，差一点滑到一口野井（不是吃水用的井）里，我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回到家里，我一屁股瘫坐在炕沿上，我的棉衣已经全湿透了，母亲望着我，我看到了母亲那又喜悦又心痛的目光。

初中二年级的那个暑假，为了筹措开学的一些费用，我决定利用假期自己挣一点钱。于是我到我们家乡所说的“洼”地里割了一车青草，用独轮架子车推着，走50多里路送到县城去卖掉，据说能卖5元钱。我的推车技术不好，开始总是东倒西歪的，到后来才慢慢平稳了下来。好不容易到了县城东南角的收购站时，看门的老大爷说已经下班了。我想，如果今天不能卖掉，我还要把草推回到县城西北角的学校，一来一回就太费劲了。于是我向看门的老大爷说了我是学生，想把草卖掉换点学习费用，离学校又太远，来回不容易，请大爷照顾一下。老大爷看了看我，就同意了。待我把草卖掉，拿上5元钱回到学校时，天已经很黑了。我简单用凉水擦了擦身上的汗水，吃了一些饭，就上床睡觉。躺在床上我觉得非常轻松，也非常幸福，那一夜我睡得特别香。

三年经济困难也波及到了学校，校方鼓励学生们在学校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植蔬菜，主要有小白菜，胡萝卜，茄子等，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口粮的不足。我们班种的小白菜长势喜人，它生长期短，产量高，是种植最多的。我们班的茄子就种在教室的前面，长的也很好。记得有一次，我们班晚上干完活之后，同学们肚子里饿的呱呱叫，有同学提议摘点茄子吃，班干部们也没有反对，大家就动手摘起了茄子，每人都摘了好几个，拿在手里就吃起来，感觉生茄子很好吃，不苦，不涩，还有甜味。集体吃茄子的事，没有受到追究，原因可能是有班干部的参加和老师对饥饿同学们的同情。

为了保证学校的安全，学校安排学生们在晚上值班巡逻。这时是学生们最饥饿的时候，到了晚上10点左右，肚子里实在饿的难受，就到食堂里去看有没有人值班，如果有人值班，就求爷爷告奶奶地说好话，让他们卖些地瓜干做成的饼子给我们吃。我当时感觉那饼子甜甜的，非常好吃，以至于吃在嘴里舍不得下咽。有时也会有“好”事发生，碰上教工食堂的老头值班，他会偷偷地拿一个馒头给我吃，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喜欢我，也可能是因为可怜我，但我还是非常感谢他。

1960年获共青团山东省委颁发的青年跃进红旗手奖章

“过电影”

 下面我就谈一谈学习方法。（在毕业全校师生大会上的部分发言）

首先要保证充分的学习时间，不能过多地耽误功课。我在中学这六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那怕是在我家人外出逃荒的时候，每次放假我都是按时到校，从没有晚来过一次。再者就是一门新课开始，打好基础非常重要。有些课程，例如数学、英语，前面的知识没有学习好，后面听课都困难了，如果一节课下来总是“云里雾里”地没有听懂，那后面的课程学习好就非常困难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学习方法就是“过电影”，所谓“过电影”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将当天所学的主要课程默想一遍，尽量把像数学里的公式，外语里的单词都回忆起来，实在想不起来的，就去看看笔记和书本；“过电影”时还包括一天里有什么思想进步，像向雷锋同志学习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同学们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才有权利说：我可以休息了。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前仍然“过一次电影”，如果还能回忆起来，说明昨天所学的主要内容都已经记住了。

关于课堂听讲。课堂听讲也是学习好的关键，有些同学学习不好的原因之一就是课堂没有专心听讲，上课时精力不集中，开小差，导致课后的复习和完成作业产生很大的困难。上课集中精力听讲是提高学习效率最好的方法，应该说那是事半功倍的事情。就我自己来讲，自从考入广饶一中的六年里，我在课堂上从来没有打过盹，也没有开过小差和胡思乱想。

还要做好阶段性学习总结。我都是在每周星期六下午完成本周的所有作业，而抽出周六的晚上做本周功课的复习工作，看看还有什么不十分清楚的地方，检查一下有没有记错的地方。星期天可以多做一些练习，或者多看一些参考书。这样做，对学习好基础知识也十分有利。

每门课程学习一个阶段以后，要及时进行阶段性复习，期终再来一个总复习，学习的知识也就巩固了，考试也就不害怕了，获得一个优异的成绩带回家去，又是多么光荣和幸福呢！我觉得艰苦和幸福并不是矛盾的，学生时代既是艰苦的，又是幸福的。没有艰苦就感受不到幸福！

1963年和冯永贞老师合影

后右一：冯老师；后右三：牛俊民；前右一：魏惠荣

母 爱

 中学的生活仍然非常清苦，主要是吃不饱。虽然学校里采取了许多办法，尽量让学生们少挨饿，提出了“主食不足瓜菜代”，但是饥饿仍然伴随学习的全过程。

一个严寒的冬日，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文教局里有家里给我捎来的东西。星期天的早晨我去了文教局，走在路上我的脚冻得发麻，肚子里饿得呱呱叫，到了文教局才知道是母亲让人给我带来的东西，里面有她亲手缝制的棉裤，棉袜和棉鞋。在棉裤腿里还装了许多地瓜干。看到母亲捎来的东西，我眼里有些湿，在我最冷的时候，我有了棉裤棉鞋；在我最饿的时候我吃上了地瓜干，当时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过了很多年以后，每当我想到“母爱”时，在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时的景象。

1961年的暑假，我留校值班，没有按时回家。直到9月5日我才能回家。我回家的时候，还专门从学校里买了一些当时认为非常好吃的东西，就是用苞米面做成的饼子。我用省了好几天的饭票买了两斤，想回家让我母亲吃。到家以后，我母亲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她已经吃不下了。看到骨瘦如柴的母亲，我心里非常难过，我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回来？三天以后，我母亲就去世了。就在半个月之前，从小非常疼爱我的外祖父也去世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看上。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饿死人是普遍现象，我看到我们村上20多岁的年轻人都拄着拐杖，不少人死了之后无人埋葬。我们家在村里人缘好，帮忙处理丧事的人多，但他们的身体因缺乏营养都非常虚弱，我家的祖坟在碑寺口村，离封家村要三里多路，尽管骨瘦如柴的母亲遗体不重，抬的人还是换来换去，中间还休息了许多次。

安葬了母亲之后，她的形象却在我的头脑里活跃起来。她健在时，我没有过多地注意她，哪知她走了，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在饥荒的年代里，谷糠、草种、树皮、地瓜蔓、黄西秸和各种野菜都成了可以吃的好东西。一次，邻居送给我家2斤黄西菜（一种野草）种子，我母亲磨碎以后蒸成了饼子，我和妹妹们都吃着很香，便让母亲一块吃，母亲说，你们吃吧，娘不饿，她始终没有吃一口。

有一次，我周日回家，家里正在推磨，那是可以用人推的石磨，用它可以把各种东西磨成粉。我和母亲还有两个妹妹，四个人轮流着推。首先磨的是黄西秸，磨了很多遍都很难磨成粉。接下来磨的是草种，最后磨的地瓜干。地瓜干是当时最好的食品了，我和小妹妹俊英忍不住饥饿，一边磨一边吃起来，大妹妹俊华已经懂事了，她和母亲舍不得吃，因为还要用这些地瓜干粉和野草种子掺在一起吃呢！

还有一次母亲托人叫我回家。我们家养的一头牛生下的小牛犊死了，我家分了一些牛肉。她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母亲不吃，她说她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和水肿的父亲，还有两个妹妹吃。我们大口地吃着，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

后来我意识到母亲那是把生存的希望留给了我们。在饥荒的年代里，在饿死人已经是普遍现象的时候，谁都知道吃到东西就会活下来，不吃东西就面临着死亡。我的母亲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为了我们能活下来，她选择了后者。这使我想到了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时，一个母亲在废墟下躬身保护自己的孩子的情形。这是伟大的母爱！她们都是伟大的母亲！

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愧疚，我当时为什么那么自私？我当时为什么那么无能为力？如果我当时已经工作了，我可以把我母亲接到大城市里来看看她的胃病，可以让她享受一下农村里没有看到和没有享受过的生活，可以让她看看两个天真活泼的孙子！

1963年广饶县团代会代表合影（后右三为牛俊民）

高 考

 进入高三以后，学校里对学生们的学习抓的更紧，经常进行模拟考试，在这些测验中我的成绩总排在前面，学习成绩比较稳定。转眼间高考就在眼前，学校里展出了许多高校的招生资料，我看到了清华大学的招生口号：“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那是我们国家工科院校的最高学府。看到以后我有些羡慕，但我没有勇气报考。在班主任张传策老师征求我的报考志愿时，我打算第一志愿表的第一志愿报考北京航空学院，他听了以后鼓励我报考清华大学，后来团委书记安献春老师也鼓励我报考清华大学，于是我就确定了下来。为了保险期间，我在第一志愿表的第二志愿报考了录取分数比较低的山东大学。

为了预防高考中作弊现象的发生，我们的考场设在博兴县的柳桥中学。柳桥中学离我们学校20多里路，大多数同学是骑自行车在考试的前一天去的，那天夜里天气特别闷热，很多同学都没有休息好。我睡的还可以，因为我平常学习成绩比较稳定，心里相对踏实一些。那时作文在语文课中占的比重很大。作文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唱国际歌时我所想起的”；另一个是“记五一节的一天”。我选了第一个题目，1963年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里公开论战的一年，广播里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国际歌的歌声。其它各门功课我考的都可以，比较满意的是数学和物理。考完之后我就估计，考上山东大学没有问题。

有一天，听说第一批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回到学校后得知我被清华大学录取。考上清华，对一般人来说那是特别大的好消息，因为这是我们县广饶一中成立以来第一个上清华的人。学校里也好，老师也好，乡亲们也好，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喜事。当我接到这个通知以后，我的心情特别复杂，既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能上大学，不安的是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去上这个学。我母亲刚去世不久，我有个小妹妹只有11岁，还有个大妹妹13岁，就我父亲一个人要带着这两个妹妹，那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很多乡亲们都说，“你娶个媳妇，成个家，没有女人的家不像个家。”我就面临着去上学，还是回家的选择。家里没有钱是肯定的，我父亲叫着我的小名说，你想去你就去，家里也不拦你，但是家里没有钱。”

离校前夕，学校里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我作为考上大学的代表，在大会上介绍了我克服困难，刻苦学习，取得好的学习成绩的经验和体会；另一个毕业生张玉荣介绍了她回乡建设新农村的决心和打算。

几经周折之后，我决定去上大学。

起程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为难，那是我第一次乘坐长途汽车，也是第一次看到火车，更不用说有什么乘车经验可谈。好在我和考上北京钢铁学院的逯华林、马锡广、北京政法学院的刘全荣同行。我们的行李不算很多，本来可以随身携带，但是我们还是按照规定花钱办了托运。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旅行，终于到了北京站。刚刚出站口，就看到了清华大学迎接新生的大标语。我们四个人都分别坐上了各自学校的大轿车，顺利地到了学校。

2001年广饶一中建校50周年校庆时，我和成俊恒请客，邀请孙光新、安献春、赵洪杰老师参加。席间，孙光新老师（刚上高中时我的班主任）在祝酒时说：“牛俊民家庭贫寒，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考上了清华大学，对广饶一中，乃至广饶县都有重大影响。他刻苦学习的精神，影响了许多届的同学，对广饶一中的校风也有重大影响。”另外，有一天下午，我和魏惠荣一起去刘俊岳家中，看望了已经退休的原教导处主任刘俊岳老师，并送了他一本我编著的《资治通鉴精选》。谈话期间，刘老师特别强调说：“牛俊民刻苦学习的精神，影响了广饶一中几代人，甚至可以说影响了广饶一中的治学方针。”他还说，他经常用牛俊民刻苦学习的精神和学习方法教育子女和学生们。

 大 学

 校车直接把我和我的行李拉进了清华园，各个系都设有新生接待站，由大二的同学们负责。他们热情地帮助我们报到，引领我们到宿舍安排好住宿，还给我们介绍了诸如吃饭、洗澡、购物的地方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的班主任徐安达老师也与同学们见了面，并希望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尽管找她。

入大学以后，我被分配到冶金系金九班，即冶金系的金属学及金属材料专业。我们在报考志愿时并没有分专业，冶金系当时设有4个专业，另外3个专业分别是铸造、焊接和压力加工。我们这个专业是搞特殊用途材料的，涉及国防和军工，当时对学生们的家庭出身要求比较高，因此我们班大多数同学来自农村，许多都是贫下中农出身。这个专业的理论性很强，所以毕业时不是搞毕业设计，而是写毕业论文。

我们班共有30名学生，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28所中学。其中江苏省泰兴中学就有3名，他们的中学那年考入清华20名，而那一年山东全省考入清华的也只有20名。第一次班上开会，班主任徐安达老师宣布，我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这使我感到非常意外。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优秀学生，为什么会选到我呢？后来我分析，可能是我的出身好，是中学里的三好学生，并且在学生会工作过的缘故吧。

大学的生活与中学很不相同。中学时期学生们都是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活动，老师们管理的比较严格；大学里则不同，管理相对比较松散，主要靠学生的自觉和自我约束。我来自小县城，对自己在名牌大学里的学习成绩心中不是很有数，所以我学习很努力，努力学习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是班干部，学习成绩必须在同学们的前面，这样才会有威信。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心里逐渐踏实了，我的各课成绩都在班上的前五名之内。

刚入大学时同宿舍同学合影

后右一：田蕃；后右二：牛俊民；后右三：林亚斌；后右四：鲁志强

前右一：李金泉；前右二：文化曾；前右三：陈炳忠

我大学里的生活费用主要是靠国家给的助学金。家庭没有经济收入的学生都可以申请，农村来的孩子可以享受最高助学金13.5元，其中9.5元是伙食费，4元的零花钱，可以用于购买纸、笔、牙膏之类。由于大学的生活好于中学，大一时我慢慢胖了起来。

我在大学期间，衣物和零花钱主要靠姐姐接济，母亲去世以后，姐姐就像慈母一样对待我们这些弟妹，她是我一生中最挂念的人。我的经济状况很是拮据，以下几件小事可见一斑。整个大学期间我除基本生活之外，记得只花过两次钱。一次是我感冒发烧，非常难受，没有去上课，便在楼下走走，当走到8号宿舍楼前时，看到一家小商店里有汽水卖，因为发烧，嘴里也有些渴，就想买一瓶尝尝，因为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喝过汽水。我在楼前走过来走过去，犹豫再三，最后下决心买了一瓶。谁知我根本喝不惯那个味，买了以后又很后悔。另外一次是我咳嗽，在西大操场上看到有人在卖水果，上面的标签上写着“莱阳梨”，我是山东人，但是还从来没有吃过老家出产的莱阳梨，心想梨能止咳，就下狠心花2角钱买了2个，这时我才知道莱阳梨不好看，但好吃。还有两次是集体活动，一次是晚饭后，我们几个同学去五道口散步，看到五道口商场里正在卖北京出产的红心萝卜，我们没有钱买水果，就买了几个萝卜当水果吃。大家一边在铁道边上走着，一边吃着萝卜，感觉心情特别好；另一次是一个中秋节，我们班好多同学一起到颐和园去玩，为了省钱，我们徒步行走。到了颐和园，大家玩的很开心，后来有同学建议买几瓶啤酒喝，于是我们凑钱买了啤酒，喝的也非常高兴。在回学校的路上，苏永安同学都晕晕糊糊的有些醉意。

清华大学有两项很好的制度，一项是本专业的毕业班和新入校的新生班结为友好班级的制度。学校里的很多活动他们都一起参加，两个班还经常搞联欢，由毕业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讲述他们学习、成长的经验和体会，我们的很多疑问也常常在他们那里得到答案。另一项制度是向每个年级派一名辅导员，辅导员由高年级的学生担任。他（她）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学校给予一定的补贴。因工作而耽误了课程，他（她）们可以推迟毕业时间。我们班的辅导员叫董峨，她个子不高，思维敏捷，工作热情，善于言词，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都很喜欢她。她对我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由于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我们班的班风比较朴实。刻苦学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风气占主流，对于那些铺张浪费行为都看不惯。我的家庭条件差，经常穿有补丁的衣服，在最高学府的清华大学，我一开始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走在路上或者是在公共场合，我总注意别人看我的眼神。但是，在我们班我就没有多少压力，大多数同学都很理解我。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也穿着有补丁的裤子去上课，我的思想压力才得以基本消除。

1964年和苏永安贺承绪在清华园合影

1965年4月8日我被校党委批准为预备党员。我在入大学以后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几年的考验，我逐渐端正了入党动机，政治上、学习上要求自己也比较严格。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董峨和鲁晓萍，她们帮助我克服了入党是为了“报恩”的错误思想，初步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世界观。我是我们系九字班第一个入党的学生，之后还有铸九的付树利、焊九的郝晋生也入了党，在毕业以前，我们班又发展了3个党员，他们是魏德舜、林亚斌和田蕃同学。

我们系有一门专业基础课叫电工，它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门课。它的第一次实验课是安装一个日光灯。实验室给每个学生的材料为一个镇流器，一个启辉器，一个开关，一根灯管，两个灯座和电线若干根，限定时间为一节课。我根据线路图，在不到20分钟时间内就连接好了线路，又仔细检查了一遍，送电后，灯管就亮了起来。我几乎是最早向老师交稿的学生，心里充满了自豪。第二次实验是参考我们金相教研室X光衍射仪的控制线路设计的，要求是仪器送电后，首先启动水压开关，水压开关启动5分钟以后高压才能送电。这是一种保护线路，水压达不到要求时，仪器不能工作。实验室给我们的材料是一个接线板装置，一个红色指示灯，一个绿色指示灯，一个水压延时开关，一个普通开关，还有红、绿、蓝色旧的单芯硬导线若干。限定时间为两节课。我按照线路图很快就安装连接好了，但是送电后没有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我急忙重新检查了一遍线路，没有发现错误，再送电仍然没有反应。我心里开始有些着急，干脆把所有连线拆掉重新安装连接一次，这时我看到有的同学已经完成实验向老师交稿了。我提醒自己这次一定要仔细，务必一次成功，但是事与愿违，仍然还是没有反应。时间就要到了，我的头上急得渗出了汗水，心想难道是电线有问题？我只得又把所有导线拆下来，用万用表一根一根地测量，哎！原来是有一根导线不通，仔细折了一下，发现它中间断了。我急忙把其它导线也测量了一遍，重新安装连接，送电后一切都很正常。当我交稿时，发现我已经是最后了。

这件事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训，同时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科学实验来不得半点马虎，必须保证每一步都万无一失，从此以后我逐渐养成了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1976年我自己安装制作14吋黑白电视机时，对于上千个元器件我都一个个仔细检查，认真测量，对于每一根要焊接的导线我都仔细地先检查一遍，然后再焊接上去。最后结果是，我安装的电视机一次调试成功，遇到的挫折也最少。

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清华大学重要的教育思想。时任党委副书记的艾知生曾经这样比喻过不同的教育方针：两位青年人要去原始森林作长途旅行，其中一位先生教会他打猎，并给了他一杆枪，一个指南针，这个青年能够凭借自己的技能生存了下来；另一位老师给他背上了很多很多干粮，结果是干粮越吃越少，最后竟被饿死在森林里。事实证明，清华大学的这一教育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1968年我们按时毕业了，当时的分配原则是四个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知识分子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是“臭老九”。我们怀着“响应毛席的伟大号召，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工农结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的雄心壮志走向了社会。

毕业前夕，我意识到马上就要离开北京了，应该让家里的老人来北京玩玩，于是我写信让未婚妻魏惠荣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起到北京来，两位老人来北京以后，就住在我们的宿舍里，同学们把一间宿舍腾出来让我们住，同在一起的还有魏德舜的父亲，他也是来北京玩的。于是我们五个人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还一起照了像。我们去了天安门，逛了紫禁城，玩了颐和园。对于没有出过多少门的他们来说，算是开了眼界，作为父母，他们算是沾了儿女的一点光。作为儿女的我们也算是尽了一点孝心，尽管那时的条件非常差！

1968年和父亲、岳父在天安门前合影

清华大学冶金系金九班1968年全体毕业生合影
了解更多请登陆牛俊民网站：http://www.niuj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