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2年十二月，太宗对魏征说：“因官职而去选择人才，不可仓促行事。任用一位君子，则众位君子都会来到；任用一位小人，则其他小人竟相引进。”魏征回答说：“是这样。天下未平定时，用人专取其才，并不看重和考察其德；动乱平定后，则不是德才兼备的人不能使用。”

编者评论：这是魏征对用人标准的全面阐述，原文是“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我对“专取其才，不考其行”的理解是，乱世之中，群雄并起，争相取胜，谁取得天下尚无定数，只要是能为我所用之人都应广为招纳，包括招降纳叛，待到夺取天下之后，就象汉刘邦诛杀丁公那样，明确礼仪以显示给后人，使那些身为臣子却不忠诚的人，没有自己可以藏身的地方。

公元633年十一月，朝廷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执意推辞，说：“我忝列外戚，担心天下人说陛下徇私情。”太宗不允许，说：“我根据官职来选择人，惟才是举。如果没有才能，即使是亲属也不使用，襄邑王李神符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有才能，即使过去有仇也不弃置，魏征等人就是如此。今日推举你为司空，并不是徇私情。”

编者评论：惟才是举，不徇私情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近年来，常用“知人善任”来选拔干部，有些人就把它执行为“熟人善任”或“己人先任”，其中有不少就掺杂有私情。更有甚者，把任用干部当作是个人投入，以图日后回报。难道我们文明发达的现代人还不及西汉的张安世，东汉的第五伦吗？

　

　

读点《资治通鉴》之26：

亡一镜太宗亲自撰碑,起疑心毁坍魏征碑石

公元643年，郑文贞公魏征卧病不起，大宗派人前去问讯，赐给他药饵，送药的人往来不绝。又派中郎将李安俨在魏征的宅院里留宿，一有动静便立即报告。太宗又和太子一同到其住处，指着衡山公主，想要将她嫁给魏征的儿子魏叔玉。正月十七日，魏征去世，太宗命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均去奔丧，赐给用鸟羽装饰的车盖和吹鼓手，陪葬在昭陵。魏征的妻子说：“魏征平时生活俭朴，如今用鸟羽装饰旌旗，用一品官的礼仪安葬，这并不是死者的愿望。”全都推辞不受，仅用布罩上车子载着棺材安葬，太宗登上禁苑西楼，望着魏征墓痛哭，非常悲哀。大宗亲自撰写碑文，并且书写墓碑。太宗不停地思念魏征，对身边的大臣说：“人们用铜做成镜子，可以用来整齐衣帽，将古代历史作为镜子，可以观察到历朝的兴衰隆替，将人比作一面镜子，可以确知个人行为的得失。魏征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

　

起初，太子李承乾德行丧失，太宗私下对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说：“我儿承乾如果仅有脚病倒还说得过去，只是他疏远贤良，亲昵小人。你可以劝谏教诲，如果真不可教诲，请你来告诉我。”杜正伦多次劝谏李承乾都不听，杜正伦便将太宗对他讲的话告诉承乾。太子上表章给太宗，太宗责怪杜正伦泄露此事，杜正伦答道：“我想用陛下的话恐吓他，希望他能弃恶从善。”大宗大怒，降杜正伦为谷州刺史。等到李承乾谋反事败露，七月二十四日，又将杜正伦降职为交州都督。起初，魏征曾经推荐杜正伦与侯君集有宰相之才，请求任命侯君集为仆射，而且说：“朝廷安定不忘危亡，不可以没有大将，各宿卫兵马应该委派君集专管。”太宗认为君集喜欢自我夸耀，没有重用。等到后来杜正伦因泄露罪被贬职，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被处死，太宗开始怀疑魏征有结党营私之嫌。又有人上书言称魏征自己抄录前后在朝中的谏言给起居郎褚遂良看，太宗更加不高兴，于是罢除魏征的儿子魏叔玉娶公主一事，并坍毁所撰碑石。
　

编者评论：权力是脚下的台阶，不是你的真实高度。因此，领导者需要经常对照明镜审视自己，以便使自己保持冷静、客观。唐太宗李世民在历史上算得上是从善如流的明君了，但他到了后期仍以谏才失误对魏征起了疑心，可见君王能始终保持清醒是多么地不容易！

　

　

     读点《资治通鉴》之27：

   娄师德举荐宰相，武则天训马三物

　

  公元699年八月，纳言、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去世。娄师德系唐郑州原武人，字宗仁，上元初，任监察御史。公元678年应诏从军，参加对吐蕃的战争，后任河源军司马、丰州都督等职，在今青海省东南经理营田。公元693年升任同凤阁鸾台同平章事，掌管朝政。

娄师德在河陇，前后四十多年，谦逊勤奋不懈怠，百姓和夷族安定。他秉性沉着厚道，待人宽恕，狄仁杰入朝任宰相，实际上是他推荐的；而狄仁杰不知道，心里很轻视娄师德，一再排挤他到外地。太后发觉后，曾问狄仁杰：“娄师德有德才吗？”回答说：“作为将领能谨慎守卫边远地区，是否有德才我不知道。”太后又说：“娄师德善于识别人才吗？”回答说：“我曾经与他同事，没有听说他善于识别人才。”太后说：“朕所以知道你，便是由于娄师德的推荐，他也可以称得上是善于识别人才了。”狄仁杰退出后，感叹说：“娄公有盛德，我得到他的包涵宽容已经很久了，竟看不到他盛德的边际。”当时罗织罪名的风气很盛，娄师德长期担任将领和宰相，而能以功成名就告终，人们因此敬重他。

  编者评论：娄师德长期从事军政要职，以功成名就而告终，由举荐宰相这件事看，他的盛德太深厚了，他的风格是太高尚了。南北朝的李冲与他相比相形见绌。

          

 

  公元 700年正月二十八日，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降职为安固县尉。

太后因吉顼有才干谋略，所以以他为亲信。吉顼与武懿宗在太后面前争在赵州和突厥作战的功劳。吉顼体格魁梧能言善辩，武懿宗矮小驼背，吉顼怒视武懿宗，声色俱厉。太后因此不高兴，说：“吉顼在朕面前，还敢轻视我们姓武的，以后难道还可以依靠吗？”后来，吉顼面奏事情，正引证古今，太后发怒说；“你所说的，我听够了，不要多说了！太宗有马名叫师子骢，肥壮性烈，没有人能驯服它。朕当时作为宫女侍奉太宗身边，对太宗说；‘我能制服它，但需要有三件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锤，三是匕首。用铁鞭抽打它，不服，则用铁锤敲击它脑袋，又不服，则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太宗夸奖朕的志气。今天你难道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吉顼害怕得浑身流汗，跪伏地上请求免死，太后这才息怒。姓武的亲贵们怨恨他依附太子，共同揭发他弟弟假冒官吏的事，因此被降职。

 

  编者评论：连同武则天训马三物，我们已经选编了三个小故事。另外两个是南北朝时期的“黈纩塞耳，前旒蔽明”和“高洋断丝”。编撰这些故事就是想说明，为君者应该具备高屋建瓴的视野，善于决断的能力和坚强果毅的气质。

　

　

            读点《资治通鉴》之28：

         众大臣谏言均无效，张柬之兵谏武则天

张柬之简介

　　

 

 张柬之（公元625～706年），唐朝主谋迫使武则天退位的宰相。字孟将。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襄阳）人。年轻时补太学生，登进士第。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举贤良科，对策第一。武周朝历官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合州和蜀州刺史、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狄仁杰推荐他为宰相，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内召为刑部侍郎。经姚崇又一次推荐，遂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时，武则天已病，居长生殿，数十日不见宰相，唯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侍疾在侧，弄权用事。张柬之与另一宰柏崔玄暐及朝臣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密谋除二张。张柬之先引有志反周复唐的杨元琰为右羽林将军，随后又任命敬晖、桓彦范、李湛为左右羽林将军；并说动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参加密谋，掌握了守卫皇宫的北门禁军。先被废黜的唐中宗李显七年前已立为皇太子，这时，张柬之等的密谋也征得太子的同意。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张柬之等率羽林兵五百余人，迎太子由玄武门入宫，斩易之、昌宗，迫武则天传位太子。二月，恢复唐国号。张柬之进位夏官尚书、中书令，与崔玄暐、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并为宰相。

　　当时虽改周为唐，但武氏家族武三思等及其羽党仍当权用事，他们勾结韦皇后，谮毁张柬之等。同年五月，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暐为博陵王（史称“五王”），同时罢相。张柬之自请养病返襄州，乃出为襄州刺史。次年六月，贬新州司马。至新州，忧愤病死。敬晖等四人，亦先后外任，同贬岭南。崔玄暐先死，其他三人均被遣使杀害。

　

　

司仆卿张昌宗兄弟深得武则天宠幸，权倾朝野。

公元704年七月十二日，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都因犯有贪赃罪而被捕下狱。武则天命令左右台共同负责审讯此案；十三日，武则天颁下敕书，认为张易之、张昌宗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应当与上述张同休等人并案审理。十八日，司刑正贾敬言上奏说：“张昌宗强行收买民田，应当向他征收黄铜二十斤。”武则天颁下制书说：“可以。”二十二日，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上奏道：“张同休兄弟共贪赃价值四千余缗，依法应判处张昌宗免官。”张昌宗上奏申辩说：“臣为国家立过大功，现在所犯的罪过还不至于达到必须被判处免官的程度。”武则天向各位宰相发问：“张昌宗有没有立过功？”杨再思回答说：“张昌宗调制了神丹，陛下服下后确实灵验，哪里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功劳呢？”武则天听后很高兴，于是下令赦免张昌宗所犯的罪，并恢复了他原任官职。

七月三十日，武则天将张同休贬职为歧山丞，将张昌仪贬职为博望丞。

鸾台侍郎、知纳言事、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上奏检举张易之等人所犯罪行，武则天下令将张易之等人交付韦安石及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休璟审讯，但还没等此案审讯清楚，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八月初一，武则天任命韦安石兼任检校扬州刺史，初七，又任命唐休璟兼任幽州、营州都督、安东都护。唐休璟赴任之前，秘密地对太子说：“现在张易之和张昌宗凭借天子的恩宠而不履行臣子的本分，日后必将作乱。殿下应当对此加以防备。”

九月二十九日，武则天派姚元之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不久又任命姚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

姚元之即将赴任时，武则天让他推荐外朝司官中才德可以胜任宰相职务的人。姚元之回答说：“现任秋官侍郎的张柬之朴实稳重，富于智谋，对于国家大事能够当机立断，况且他的年纪也很老了，请陛下赶紧重用他。”冬季十月二十二日，武则天任命秋官侍郎张柬之为同平章事，这时张柬之已经年近八十了。

武则天一病不起，一直住在长生院，只有张易之和张昌宗二人在身旁侍奉，宰相们无法与她相见达一月之久。当武则天的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崔玄暐上奏说：“皇太子和相王，都是仁德彰明的君子，具备孝顺母亲与友爱兄弟的操行，完全可以在您身旁侍奉汤药。皇宫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事关重大，希望陛下不要让异姓人随意出人。”武则天说：“我十分感激您的好意。”张易之、张昌宗见武则天病情十分严重，担心她死后自己大祸临头，便关照自己的党羽互相救助，暗地里作准备。不断有人书写匿名信或在通衢闹市书写文字，说：“张易之兄弟阴谋反叛”，武则天对这些消息一概不闻不问。

十二月二十日，许州人杨元嗣指控“张昌宗曾召见过一个名叫李弘泰的江湖术士给他看相占卜，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劝他在定州修建佛寺，并说这样做的话就会使天下百姓对他倾心归附。”武则天指派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和御史中丞宋璟共同审理此案。武则天对于案情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一拖再拖，迟迟不作决断。此后宋璟等众大臣一再上书要求除奸并彻底清查他们的罪行，这些奏书呈上去之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崔玄暐也屡次向武则天提起这件事，武则天于是下令三法司研究对张昌宗应当判处的刑罚。崔玄暐的弟弟司刑少卿崔升认为应当将张昌宗处以死刑。宋璟又奏请逮捕张昌宗入狱。武则天说：“张昌宗自己已经把那件事情告诉了我。”宋璟回答说：“张昌宗是因为被匿名信逼得走投无路才自己说出来的，实际上根本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况且他所犯下的是谋反大逆之罪，不存在自首无刑的可能。如果张昌宗可以不被处死，还要国家的王法干什么！”武则天语气温和地为张昌宗辨解开脱。宋璟越来越激动，声色俱厉地说：“张昌宗蒙受着他不应该享受的恩泽，臣深知此言一出就会大祸临头，但正义驱使着我说出这样的话，即使是因此而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杨再思担心宋璟犯下杵旨之罪，急忙宣敕让他退出，宋璟大声说道：“圣明天子就在眼前，用不着你这个作宰相的擅自宣布敕命！”武则天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让张昌宗前往御史台接受审讯。宋璟立即对他当庭审讯，但还没等他审讯完毕，武则天就从宫中派宦官召回张昌宗并且颁下敕书赦免了他。宋璟叹息道：“没有先把这小子的脑袋打碎，真是终生遗憾。”武则天于是让张昌宗到宋璟那里致谢，宋璟拒而不见。

武则天病得非常严重，朝政由麟台监张易之和春官侍郎张昌宗专擅把持。张柬之、崔玄暐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以及相王府司马袁恕己策划杀掉张易之和张昌宗。张柬之问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将军今日所享受的荣华富贵，是谁给的？”李多祚流着眼泪回答说：“是高宗大帝给的。”张柬之说：“现在大帝的两个儿子受到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乱臣贼子的威胁，难道将军没有考虑过应该报答大帝所赐予的恩德吗！”李多祚回答说：“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我一切都按您说的去做，不敢顾及到自己身家性命的安危得失。”于是指天划地地立下誓言，并且与张柬之、崔玄暐等人一同制定了铲除张易之和张昌宗的计谋。

在此之前，张柬之与京都都督府长史杨元琰互相对调职务，二人一同泛舟于长江之中，当小船漂到江心时，谈到了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等话题，杨元琰慷慨激昂，有匡复大唐基业的志向。张柬之入朝作了宰相之后，便引用杨元琰担任右羽林将军职务，并且提醒他说：“您大概还记得我们当初在江心泛舟时所说的话吧？今天这项任命可不是随便给您的呀。”张柬之还任用了桓彦范、敬晖以及右散骑侍郎李湛，让他们分别但任左、右羽林将军职务，把皇帝的亲兵交给他们指挥。这件事引起了张易之等人的怀疑和忧虑，张柬之于是又任用他的党羽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张易之等人才放了心。

不久，姚元之从灵武回朝，张柬之和桓彦范交谈说：“匡复大唐基业的壮举就要成功了！”于是把商量好的计谋告诉了他。桓彦范把这件事禀告了他的母亲，母亲勉励他说；“忠孝不能两全，先为国家大事着想，然后再考虑自家的小事，你这样做是对的。”当时太子李显住在洛阳宫的北门，桓彦范和敬晖前往拜见，秘密地把他们的计策告诉太子，太子允许他们这样去做。

公元705年正月二十二日，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率领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来到玄武门，派李多祚、李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人王同皎到东宫去迎接太子李显。太子有所怀疑，没有出来，王同皎说：“先帝把皇位传给殿下，殿下无故被别人幽禁废黜，皇天后土、士民百姓无不义愤填膺，已经有二十三年了。现在上天教人向善，北门的羽林诸将与南牙宰相得以同心协力，立志诛灭凶恶的小人，匡复李氏的江山社稷，希望殿下暂时到玄武门去以满足将士朝臣的期望。”太子回答说：“凶恶的小人的确应该被翦除，但是天子圣体欠安，你们这样大张旗鼓地诛除奸贼，不是会惊动天子的心神吗！请诸位日后再图此事。”李湛说：“诸位将帅宰相为了国家大事，可以不计较自己身家性命的安危，殿下为什么非要让他们面临鼎镬之灾呢！请殿下亲自去劝阻前来勤王救难的将士们好了。”太子李显于是同意出来与诸位将相会通。

王同皎将太子抱到马上，并陪同太子李显来到玄武门，斩关入城。此刻武则天正好在迎仙宫，张柬之等人在高堂之下的厢房中将张易之和张昌宗斩首，并且一直走到武则天所居住的长生殿，围绕着她的床第侍立卫护。武则天大惊失色，坐起来问道：“是哪一个犯上作乱？”张柬之回答说：“张易之、张昌宗阴谋造反，臣等已奉太子的命令将他们杀掉了，因为担心可能会走漏消息，所以没有向您禀告。在皇宫禁地举兵诛杀逆贼，惊动天子，臣等罪该万死！”武则天看见太子李显也在人群之中，便对他说；“这件事是你让干的吗？乱臣贼子已经被诛杀了，你可以回到东宫里去了。”桓彦范上前说：“太子哪里还能回到东宫里去呢？当初天皇把心爱的太子托付给陛下，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却一直在东宫当太子，眼下天意民心，都希望李家重掌天下。群臣不敢忘怀太宗、天皇的恩德，所以尊奉太子诛灭犯上作乱的逆臣。希望陛下将帝位传给太子以上顺天命、下从人心。”李湛是李义府的儿子，武则天发现了他，对他说：“你也是杀死张易之的将军吗？我平时对你们父子不薄，想不到竟然有今天的报应！”李湛满面差惭，无法应对。武则天又对崔玄暐说：“别的人都是经他人推荐之后提拔的，只有你是朕亲手提拔的，你怎么也在这里呢？”崔玄暐说：“我这样做正是来报答陛下对我的大恩大德。”

接下来逮捕了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等人，将他们全部处斩，并在神都天津桥的南边将上述人犯与张易之、张昌宗二人一道枭首示众。在这一天里，为防范突然事变的发生，袁恕己辅助相王李旦统率南牙兵马，他们将韦承庆、房融及司礼卿崔神庆等逮捕下狱，这些人都是张易之的同党。

正月二十三日，武则天颁下制书，决定由太子李显代行处理国政，大赦天下，任命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派遣十位使者分别携带天子的玺书前往各州进行安抚工作。二十四日，武则天将帝位传给太子李显。二十五日，唐中宗李显即皇帝位。中宗下诏大赦天下，只有张易之的党羽们不在赦免之列。

         读点《资治通鉴》之29：

宽宏大量卢怀慎，一代贤相属姚、宋

姚崇简介

姚崇（公元650年～721年 ），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省陕州区）人。唐朝名相、著名政治家，嶲州都督姚懿之子。曾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

姚崇初以挽郎入仕，迁兵部郎中。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侵扰河北，连陷数州，军务繁杂，檄书如雪。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得到武则天赏识，擢兵部侍郎、同平章事，迁兵部尚书，名列宰相。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协助张柬之发动神龙革命，清除张易之兄弟及其党羽势力，迫使武则天还位于唐中宗，受封为梁县侯。后曾被外放亳州等地刺史。唐睿宗复位后，被召入朝，官至中书令，革除弊政，颇有作为，但因不肯依附太平公主而被贬为申州刺史。唐玄宗亲政后，拜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迁中书令，封梁国公。他提出《十事要说》，力主实行新政，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整顿吏治，淘汰冗职，选官得才；抑制权贵，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执政三年，誉为“救时宰相”，与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姚崇以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公元721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追赠太保、扬州大都督，谥号文贞。

宋璟简介

宋璟（公元663—737年），邢州南和人，唐代政治家，经武曌、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朝，为官52年，曾数次因犯颜直谏而遭贬，又数次因才堪大用而擢升，在朝庭历任凤阁舍人、御史台中丞、国子祭酒留守东都、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尚书右丞相等职，在地方历任上党尉、贝州刺史、洛州长史、楚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幽州都督、雍州长史、京兆府尹、睦州刺史、广州都督等职，累封爵广平郡开国公。

宋璟任广州都督期间，多有善政，其后任应广州百姓之请，为宋璟立宋公遗爱碑并刻宋公遗爱颂。宋璟得知后上言：“颂所以传德载功也。臣之治不足纪，广人以臣当国，故为溢辞，徒成谄谀者。欲厘正之，请自臣始。”有诏许停。宋璟至广州，说服当地百姓，并亲自动手砸了为他立的碑。

宋璟在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拜尚书右丞相后，与姚崇一起团结合作，励精图治，为开创大唐自贞观之治以后的第二个盛世即开元盛世做出了重要贡献。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宋璟以年老告归，唐玄宗许之，仍赐全禄。公元737年宋璟卒于洛阳之私宅，赠太尉，谥文贞。

　

公元715年正月二十日，唐玄宗任命卢怀慎为检校吏部尚书兼黄门监。卢怀慎为官清廉谨慎，生活节俭朴素，从不经营资财产业。虽然作到了卿相一类的高官，他还是将得到的俸禄和赏赐随手周济亲朋故旧，因而他自己的妻子儿女的生活不免于饥寒，他所住的房子也因长期失修而难以遮风挡雨。

姚崇曾有一次为儿子办丧事而请了十几天的假，从而使得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成山，卢怀慎无法决断，感到十分惶恐，入朝向玄宗谢罪。唐玄宗对他说：“朕把天下之事委托给姚崇处理，不过是想让您坐享宰相的清名雅望而已。”姚崇假满复出之后，只用了一会儿功夫便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卢怀慎与姚崇同时担任宰相，自认为才能不及姚崇，所以每遇到一件事，都要请姚崇拿主意，当时的人将他称为“伴食宰相”。

司马光评论说：春秋时期齐国的鲍叔牙对于管仲，郑国子皮对于子产，都是前者职位在后者之上，因为了解后者的贤能而甘居其下，将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他们；孔子对这种做法也表示赞赏。汉朝丞相曹参自认为才能不及萧何，因而完全奉行萧何所定法度，不加任何修改，汉家的功业即是由此而得以成就。那些不贤的人当权，作为僚属，为了保有禄位，无原则地秉承上司的旨意行事，不顾国家的安危得失，这种人真是国家的罪人。当贤明的宰相主持朝政时，那些作僚属的，则用欺诈蛊惑来扰乱他的布署，用专权固宠来削弱他的权力，用百般嫉妒来诋毁他的功绩，用执拗乖僻来窃据他的名望，这种人也是国家的罪人。姚崇是唐朝的贤相，卢怀慎与他齐心协力，共同成就了唐明皇太平盛世的基业，对他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尚书·秦誓》上说：“，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位忠臣，忠厚诚恳而没有什么其他的本领，但他心地宽厚，能够容人容物。别人有了本事，就好像是他自己的本事一样；别人才能出众，他能做到不仅口中对这个人常常加以称道，而且真正能从内心里喜欢上这个人。这种宽宏大量的忠臣，是能够保住我的子孙和臣民的幸福的，也是可以为我的子孙臣民造福的啊。”这段话所说的就是象卢怀慎这样的人。

公元716年十一月初七，黄门监卢怀慎突然生病，向玄宗上表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四人，称赞这四个人都是太平盛世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认为他们的过错很少，但玄宗贬黜他们，朝政所失去的却很多，恳求玄宗对他们宽恕重用。唐玄宗很同意这一建议并予以采纳。二十三日，卢怀慎去世，家中没有任何余财，只有一位老仓头，请求将自己卖掉换钱为他发丧。

姚崇自己没有住宅，寓居在罔极寺中，因身患疟疾而向玄宗请假。唐玄宗屡次派使者前往询问他的日常饮食起居状况，每日竟达数十次之多。源乾曜在上奏言事时，每当他的回答符合玄宗旨意时，玄宗就会说：“这一定是姚崇的主意。”如果有时回答得不符合玄宗的旨意，玄宗就会说：“你为什么不事先与姚崇商量一下呢！”源乾曜也常常向玄宗道歉，承认确实是如此。朝中一有大事，玄宗就要让源乾曜到罔极寺询问姚崇该如何处理。

姚崇便屡次请求免去自己的宰相职位，推荐广州都督宋璟代替自己为相。

十二月，唐玄宗一行将要到东都洛阳，任命宋璟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命令他日夜兼程赶赴京城，并派内侍、将军杨思勖前去迎接。宋璟风度凝重深沉，令人难测，在赴京途中居然没有与杨思勖交谈。杨思勖一向深得玄宗宠幸，回京后便向玄宗诉说，唐玄宗慨叹了好长时间，越发敬重宋璟。

闰十二月二十八日，姚崇被罢免为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被罢免为京兆尹、西京留守。唐玄宗让刑部尚书宋璟暂时担任吏部尚书职务，同时兼任黄门监，还任命紫微侍郎苏颋为同平章事。

宋璟作宰相时，致力于选拔贤才，根据才能的不同授予相应的官职，使文武百官人人称职；宋璟行赏施罚不徇私情，对皇帝也敢于犯颜直谏。玄宗对他也十分敬畏，故而在奏对不合己意的时候，也往往宁肯自己委屈也要采纳他的意见。

宋璟与苏颋合作得很好，朝廷每遇大事，苏颋多让宋璟拿主意，宋璟每提出什么意见，苏颋也尽力为他多方襄助。宋璟曾对人说：“我与苏颋父子都曾同殿任相，苏仆射为人宽厚，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在具体意见的提出以及对朝廷日常事务的精敏程度方面，苏颋则明显超过了他的父亲。”

姚崇和宋璟相继为相，姚崇擅长于应付突然事变，圆满完成任务，宋璟则擅长于主持公道，不偏不倚地严格执法；两个人的志向操守有所不同，却都能竭忠尽智地辅佐玄宗，使得这一时期的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安居乐业。在唐一代的贤相中，前有贞观朝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后有开元朝的姚崇和宋璟，其他的人，则无法与此四人相提并论。姚崇与宋璟进见时，唐玄宗常常要站起来迎接，他们离开时，唐玄宗便要在殿前相送。等到李林甫作宰相时，虽然在官位和恩宠方面超过了姚崇和宋璟，但他所受到的礼遇就太卑薄了。这一时期的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浣则通达时务，姚崇和宋璟每有疑难问题，都要向高仲舒和齐浣征求意见，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感叹道：“想了解往古之制，可以向高君请教，想知道当今之事，可以向齐君请教。只要做到这两点，就不会作出错误的决策了！”

编者评论：历史上被皇帝亲宠的人代代都有，然而能让皇帝从心底里尊重的人却并不多见。在通常情况下，为人臣者要么获得了皇帝的恩宠，却失掉了自身的人格；要么保全了节操，却只得弃官隐退。透过这两难的境地，我们发现，出于统治者的需要，皇帝要寻找奴才，而皇帝能尊重的仍然只有人格。人格是完整人生不可或缺的要素，离开了它人生将黯然失色。它的魅力如此诱人，就连不可一世的皇帝也不得不为之折服。从这里我们便不难理解唐玄宗对姚崇、宋璟如此礼让有加，甚至超过了他更宠爱的李林甫之流。

   读点《资治通鉴》之30：

　

张九龄直言被罢官，李林甫奉承受重用

  李林甫，唐大臣，宗室。因厚结武惠妃和武三思女，于公元734年任礼部尚书、同中书省门下三品，旋封晋国公。在职十九年，权势甚盛，政事败坏。勾结宦官、嫔妃，探听玄宗动静，以争宠固权。主张重用番族人为将，使安禄山等掌重兵，死后不久发生安史之乱。
  张九龄，唐大臣，诗人。长安进士，任右拾遗，迁左补阙。公元733年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张不循资格用人。玄宗怠于政治，他常评论得失。公元736年为李林甫所诬陷，罢相。
  吏部侍郎李林甫奸滑狡诈，与宦官以及后宫中的妃子深相交结，让他们暗中伺察玄宗的行动，掌握了他的一举一动，因此每次上朝奏事，都十分符合玄宗的意图，深受玄宗的喜爱。当时武惠妃在后宫的妃子中最受玄宗的宠爱，生子为寿王李瑁，也深得玄宗的喜欢，诸皇子难以为比，因此太子渐渐被疏远了。李林甫于是托宦官告诉武惠妃说，自己愿意尽力保护寿王。武惠妃听后十分感激，就暗中为助，因此李林甫被升为黄门侍郎。公元734年五月二十八日，玄宗任命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以前在河西镇时，能够节约用费，勤于职守，所以河西镇仓库中的物资充实，军用器械精利。玄宗听说此事后，想要嘉奖他，任命他为尚书。张九龄说：“不能这样做。尚书就是古代的纳言，唐朝建立以后，只有曾经做过宰相和朝野内外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才能担任。而牛仙客原本是河渡地区一名节度使，现在骤然被任命为这么显要的官职，恐怕有辱于朝廷。”玄宗说：“那么只封给他有实封户数的食邑可以吗？”张九龄回答说：“这也不可以。封爵本是为了奖赏有战功的人。牛仙客作为边将，充实仓库，修理军器，都是他应该做的事，谈不上有什么功劳。陛下如果要奖赏他勤于政事的功劳，赐给他金帛就可以了。而分土封爵，恐怕不合适。”玄宗沉默不语。李林甫对玄宗说：“牛仙客具有宰相的才能，当不当尚书又有何妨！张九龄是一介书生，不懂得大道理。”玄宗听后十分高兴，第二天，又说要封给牛仙客食邑，张九龄仍然坚持说不可以。玄宗极为愤怒，脸色大变说：“朝廷大事都要由你来做主吗？”张九龄叩头谢罪说：“陛下不认为我无能，使我为宰相，所以朝中大事有不对的地方，我不敢不直言。”玄宗说：“你嫌牛仙客出身贫寒，那么你的出身有什么高贵呢？”张九龄说：“不过是岭南地区一个十分贫贱的人，不像牛仙客出生于中原。但是我在台阁之中，掌管诰书诏命已有许多年了。牛仙客原本是边疆地区的一个小官吏，目不识丁，如果委以大任，恐怕难服众望。”李林甫退朝后说：“只要有才能，何必一定要会写诗歌文章！天子要重用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公元736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玄宗赐牛仙客陇西县公爵位，并给食邑实封三百户。

　

 

先前，玄宗想要任命李林甫为宰相，征求中书令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回答说：“宰相一身系国家之安危，陛下如果任命李林甫为宰相，恐怕以后要成为国家的祸患。”玄宗不听。当时张九龄因为有文学才能，正受到玄宗的器重，李林甫虽然怨恨他，但表面上还不得不奉承他。侍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密切，所以也受到李林甫的嫉恨。这时玄宗做皇帝已有多年，生活逐渐奢侈腐化，懒于处理政事。而张九龄遇到事情，不论大小，觉得有不对之处，都要与玄宗争论。李林甫却善于窥伺玄宗的意图，日夜想着如何陷害中伤张九龄。
  玄宗在当临淄王的时候，赵丽妃、皇甫德仪和刘才人都受到宠爱，赵丽妃生了太子李瑛、皇甫德仪生了鄂王李瑶、刘才人生了光王李琚。玄宗即帝位后，又爱上武惠妃，赵丽妃等人都被冷落。武惠妃哭泣着告诉玄宗说：“太子阴谋网罗党羽，想要谋害我们母子，而且斥责皇上。”玄宗听后大怒，把此事告诉了宰相，想要废掉太子和鄂王、光王。张九龄说：“陛下登上皇位将近三十年了，太子和诸王都没有离开过深宫。每天都受到皇上的训诫，天下的人都庆幸陛下治理有方，在位长久，子孙繁盛。现在三个皇子都已年长成人，没听说有什么大的过失，陛下为何要听信那些无稽之谈，以一时的喜怒，把他们全部废掉呢！再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不可轻易动摇他的地位。春秋时代晋献公因为听信骊姬的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引起晋国三世大乱。汉武帝因为相信江充的诬告治了戾太子的罪，使京城发生了流血事件。晋惠帝因为相信贾后的诬陷，废掉了愍怀太子，使五胡乱华，中原涂炭。隋文帝听信了独孤皇后的话，废掉了太子杨勇而立隋炀帝，以至失掉了天下。由此来看，对废立太子的事不可不谨慎对待。陛下如果一定要那样做，我难以遵命。”玄宗听后不高兴。李林甫起初没有说什么，而退朝后私下却对受玄宗器重的宦官说：“这种事情是皇上的家事，何必要与外人商量！”玄宗仍然犹豫不决。武惠妃又暗中让官奴牛贵儿对张九龄说：“有废必有立，你如果能够从中助一臂之力，就可以长久做宰相。”张九龄斥责了牛贵儿，并把这些话告诉了玄宗，玄宗因此有所感悟，所以一直到张九龄罢相，太子的地位没有动摇。李林甫一有机会就在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坏话，所以玄宗逐渐疏远张九龄。
  玄宗又联想到以前的事情，认为裴耀卿与张九龄庇护自己的党羽，十一月二十七日，任命裴耀卿为左丞相，张九龄为右丞相，二人并罢参知政事。任命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兼领朔方节度使。
  玄宗即皇帝位以来，所任用的宰相中，姚崇善于调解各方面的关系，宋璟执法严厉，张嘉贞重视吏治，张说善于写文章，李元纮能够节俭治国，张九龄个性直率，这些人都有所长。张九龄因罪被罢相后，朝廷中的百官从此都明哲保身，没有人再敢于直言。
  李林甫为宰相后，对于朝中百官，凡是才能和功业在自己之上而受到玄宗宠信或官位快要超过自己的人，一定要想方设法除去，尤其忌恨由文学才能而进官的士人。有时表面上装出友好的样子，说些动听的话，而暗中却阴谋陷害。所以，世人称李林甫“口蜜腹剑”。
 

编者评论：树敌太多仇家满天下，宰相故去身后留恶名，说的就是李林甫。李林甫的儿子李岫为将作监，对父亲的权势过大十分畏惧，有一次与李林甫游览后园，指着那些做工的民夫对李林甫说：“你久为宰相，树敌太多，仇家满天下，如果一朝祸至，想要像这些民夫一样，恐怕也不能！”李林甫听后不高兴。
  先前，宰相都以德行处世，不炫耀威权，随从不过几个人，所经过的地方，民众也不用回避。李林甫认为自己结怨太多，常常怕有刺客来杀他，所以出门时有步骑百余人在左右两边保护，让金吾卫的士卒赶走街上的人，并走在前面数百步保护，王公卿士都要回避。所居住的地方不但重门复壁，而且用石头砌地，墙中置木板，如临大敌，一天晚上竟多次转移住处，就是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唐朝的宰相随从人数增多，从李林甫开始。
  后来，杨国忠派人劝安禄山，让他诬告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安禄山就让阿布思部落投降的人到朝廷，诬告说李林甫与阿布思曾经结为父子关系。玄宗相信了，就派官吏去调查。李林甫的女婿谏议大夫杨齐宣恐怕自己受到牵连，就按照杨国忠的意图证明说有此事。当时李林甫还没有埋葬，公元753年二月十一日，玄宗下制书削去李林甫的官爵，子孙中有官职者被罢免，流放到岭南和黔中，只给随身穿的衣服和所吃的粮食，其余的财产全部没收。李林甫的亲戚和党羽因这一案件被贬官的达五十余人。又剖开李林甫的棺材，取出了口中所含的珍珠，脱掉金紫衣服，换上了一个小棺材，按照一般平民的礼仪埋葬了他。
  唐玄宗在位四十多年，前期兴盛而后期衰败，其分界线就是从罢免张九龄任用李林甫开始。正如唐太宗所说，选官用人不可仓促行事。任用一位君子，则众君子都会来到；任用一位小人，则其它小人竟相引进。祸乱的根源由此产生。

　

​    读点《资治通鉴》之31：

　

  潼关失守危在旦夕，马嵬事变忍痛割爱

杨玉环简介：
  杨玉环（公元719年—公元756年），号太真，虢州阌乡（今河南灵宝市）人。唐朝时期后妃、宫廷音乐家、舞蹈家、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追封齐国公杨玄琰之女，宰相杨国忠堂妹。杨玉环性格婉顺，姿质丰艳，擅长歌舞，通晓音律。嫁给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为妃。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奉命出家为女道士，道号“太真”。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册封为贵妃。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安禄山发动叛乱后，跟随李隆基流亡蜀中，途经马嵬驿，士兵哗变，含恨赐死。

      

　

东京陷落以后，叛军威逼潼关。因病散居长安的唐朝大将哥舒翰，重新起用为兵马副元帅，统军二十万，守潼关，后因不敌叛军投降，潼关失守。
  潼关失守的当天，哥舒翰的部下到朝廷报告情况危急，玄宗当时没有召见，只是派李福德等人率领监牧小儿组成的军队开赴潼关增援。到了晚上，没看到报告平安的烽火，玄宗才感到惧怕。公元756年六月初十，玄宗把宰相召来商议对策。杨国忠因为自己兼任剑南节度使，安禄山反叛后，即命令节度副使崔圆暗中准备物资，以防备危急时到剑南使用，所以这时他首先提出到蜀中避难。玄宗赞成他的意见。十一日，杨国忠召集百官于朝堂，神色惊惧，痛哭流涕地问他们有什么计策，百官都不回答。杨国忠说：“人们告安禄山的反叛已有十年了，但皇上总是不相信。现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是宰相的过错。”然后罢朝。这时长安城中的百姓惊慌逃命，都不知道该往那里躲避，店铺关门，市里一片萧条。杨国忠又让韩国夫人与虢国夫人入宫，劝说玄宗到蜀中去避难。
  十二日，百官上朝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玄宗登临勤政楼，下制书说要亲自率兵征讨安禄山，听到的人都不相信。当天，玄宗移居大明宫。天黑以后，玄宗命令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禁军六军，重赏他们金钱布帛，又挑选了闲厩中的骏马九百余匹，所做的这些事情外人都不知晓。十三日，天刚亮，玄宗只与杨贵妃姊妹、皇子、皇妃、公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信宦官、宫人从延秋门出发，在宫外的皇妃、公主及皇孙都弃而不顾，只管自己逃难。玄宗路过左藏库，杨国忠请求放火焚烧，并说：“不要把这些钱财留给叛贼。”玄宗心情凄惨地说：“叛军来了没有钱财，一定会向百姓征收，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这一天，百官还有入朝的，到了宫门口，还能听到漏壶滴水的声音，仪仗队的卫士们仍然整齐地站在那里，待宫门打开后，则看见宫人乱哄哄地出逃，宫里宫外一片混乱，都不知道皇上在那里。于是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四出逃命，山野小民争着进入皇宫及王公贵族的宅第，盗抢金银财宝，有的还骑驴跑到殿里。还放火焚烧了左藏大盈库。崔光远与边令诚带人赶来救火，又招募人代理府、县长官分别守护，杀了十多个人，局势才稳定下来。崔光远派他的儿子去见安禄山，边令诚也把宫殿各门的钥匙献给安禄山。
  玄宗一行经过便桥后，杨国忠派人放火烧桥，玄宗说：“官吏百姓都在避难求生，为何要断绝他们的生路呢！”于是就把内侍监高力士留下，让他把大火扑灭后再来。玄宗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诉郡县官作好准备。到吃饭的时候，抵达咸阳县望贤宫，而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已逃跑。宦官去征召，官吏与民众都没有人来。已到了中午，玄宗还没有吃饭，杨国忠就亲自用钱买来胡饼献给玄宗。于是百姓争献粗饭，并参杂有麦豆，皇孙们争着用手抓吃，不一会儿就吃光了，还没有吃饱。玄宗都按价给了他们金钱，并慰劳他们。众人都涕泣流泪，玄宗也禁不住哭泣。这时有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进言说：“安禄山包藏祸心，阴谋反叛已经很久了，其间也有人到朝廷去告发他的阴谋，而陛下却常常把这些人杀掉，使安禄山奸计得逞，以致陛下出逃。所以先代的帝王务求延访忠良之士以广视听，就是为了这个道理。我还记得宋璟作宰相的时候，敢于犯颜直谏，所以天下得以平安无事。但从那时候以后，朝廷中的大臣都忌讳直言进谏，只是一味地阿谀奉承，取悦于陛下，所以对于宫门之外所发生的事陛下都不得而知。那些远离朝廷的臣民早知道会有今日了，但由于宫禁森严，远离陛下，区区效忠之心无法上达。如果不是安禄山反叛，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怎么能够见到陛下而当面诉说呢！”玄宗说：“这都是我的过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安慰了一番郭从谨，让他走了。不一会儿，管理皇上吃饭的官史给玄宗送饭来了，玄宗命令先赏赐给随从的官吏，然后自己才吃。玄宗命令士卒分散到各村落去寻找食品，约好未时集合继续前进。快半夜时，到了金城县，县令和县民都已逃走，但食物和器物都在，士卒才能够吃饭。当时跟随玄宗的官吏逃跑的也很多，宦官内侍监袁思艺就借机逃走了。驿站中没有灯火，人们互相枕藉而睡，也不管身份的贵贱。王思礼从潼关赶到后，玄宗才知道哥舒翰被俘，于是就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命令他立刻赴任，收罗散兵，准备向东进讨叛军。
  十四日，玄宗一行到了马嵬驿，随从的将士因为饥饿疲劳，心中怨恨愤怒。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认为天下大乱都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想杀掉他，于是就让东宫宦官李辅国转告太子，太子犹豫不决。这时有吐落使节二十余人拦住杨国忠的马，向他诉说没有吃的，杨国忠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士卒们就喊道：“杨国忠与胡人谋反！”有人用箭射击，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杨国忠急忙逃命，逃至马鬼驿西门内，被士兵追上杀死，并肢解了他的尸体，把头颅挂在矛上插于西门外示众，然后杀了他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与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说：“你们胆大妄为，竟敢谋害宰相！”士兵们又把他杀了。韦见素听见外面大乱，跑出驿门察看，被乱兵用鞭子抽打得头破血流。众人喊道：“不要伤了韦相公。”韦见素才免于一死。士兵们又包围了驿站，玄宗听见外面的喧哗之声，就问是什么事，左右侍从回答说是杨国忠谋反。玄宗走出驿门，慰劳军士，命令他们撤走，但军士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话，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被诛，杨贵妃不应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能够割爱，把杨贵妃处死。”玄宗说：“这件事由我自行处置。”然后进入驿站，拄着拐杖侧首而立。过了一会儿，京兆司录参军韦谔上前说道：“现在众怒难犯，形势十分危急，安危在片刻之间，希望陛下赶快作出决断！”说着不断地跪下叩头，以至血流满面。玄宗说：“杨贵妃居住在戒备森严的宫中，不与外人交结，怎么能知道杨国忠谋反呢？”高力士说：“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希望陛下好好地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就会安全。”玄宗这才命令高力士把杨贵妃引到佛堂内，用绳子勒死了她。然后把尸体抬到驿站的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入驿站察看。陈玄礼等人脱去甲胄，叩头谢罪，玄宗安慰他们，并命令告谕其他的军士。陈玄礼等都高喊万岁，拜了两拜而出，然后整顿军队准备继续行进。韦谔是韦见素的儿子。杨国忠的妻子裴柔与她的小儿子杨晞、虢国夫人与她的儿子裴徽都乘乱逃走，到了陈仓县，被县令薛景仙率领官吏抓获杀掉。
 

编者评论：从“开元之治”到“马嵬事变”唐玄宗落到如此下场，使后人深感“居安思危”之内涵！

　

　

　

        读点《资治通鉴》之32：

   节度使军中自行废立，唐帝国后期藩镇割据

公元758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故去，肃宗派宦官去安抚将士，并察看军中将士想要立谁为节度使，以便授给旌节，加以任命。高丽人裨将李怀玉杀了王玄志的儿子，推立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因为侯希逸的母亲是李怀玉的姑母，所以李怀玉推立他为军使。于是朝廷任命侯希逸为节度副使。唐朝的节度使由军中将士自行废立从此开始。

    

司马光评论说：天下的民众都有欲望，如果没有君主，就会大乱。所以圣人制定礼来治理国家。从天子、诸侯以至公卿、大夫、官吏、百姓，使他们尊卑有分，大小有序，就如网在纲上，有条而不紊，如手臂驱使手指，无不服从，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服事他们的上层，在下层的人才不会有觊觎之心。凡是作君主的，所以能够控制他的臣民，是因为驾驭臣民的八种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假如舍弃这八种权柄，那么君臣上下就会势均力敌，还怎么来统治臣下呢！

唐肃宗逢唐朝中期大乱，有幸而复兴，应该端正君臣上下之礼，以统治四方，而他却苟且获取一时之安，没有想到会成为永久的祸患。任命将帅，统治地方，是国家的大事，却仅委派一介使者，曲从于士卒的意愿，不管贤能与否，只是按照军中将士的要求授给军权。从此以后，习以为常，而君臣还循守不变，以为是上策，这就是姑息。部下将领士兵杀死或驱逐主帅，也不惩处他们的罪行，反而将主帅的职位授给他们。但是这样一来，君主驾驭臣下的八种权柄爵禄、废置、杀生、予夺，都不是出自君主，而是出于臣下，那么天下生乱还会有个完吗！

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奖赏善举，惩罚恶行，这样就会劝人为善，戒人作恶。而如李怀玉等人身为部将，竟然杀逐他的上司，作恶莫过于此！朝廷却让他们做节度使，掌管一方大权，实在是奖赏这种行为。这样来奖赏恶行，恶行怎么能不处处产生呢！《尚书》说：“谋划事情要从长远的利益着想。”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帝王治理天下而一味姑息，天下的忧患怎么能够消除呢！那么为臣下的总是蔑视君王，伺察君王的过失，如果有机会就会起兵叛逆；为君王的常常因为畏惧臣下而心怀不安，如果有时机，就会乘其不备而行屠杀。于是，都争着先发制人，以使自己的意愿得逞，而没有利于双方的长治久安之计。这样下去，想求得天下的安定，难道能够实现吗！考察唐代后朝藩镇割据的起因，是肇始于朝廷任命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

古人治理军队的根本是要合乎礼法，所以春秋时期晋国与楚国的城濮之战中，晋文公看到自己的军队少长有礼，便知道可以打败楚军。现在唐朝治军却不顾礼法，使得士卒可以欺侮偏裨将领，偏裨将领可以欺侮将帅，那么将帅欺侮天子，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从此战乱迭起，兵革不息，百姓涂炭，无处申诉，前后二百余年，然后是大宋王朝的建立。宋太祖制定了军法，使将士以大制小，如稍有违犯，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上下有序，令行禁止，征讨四方割据势力，无不威服，天下安定，生民乐业，以至于今，都是因为治军用礼法的缘故。这难道不是见识深远的谋略吗！

       读点《资治通鉴》之33：

     打猎终得实情，赋税只免一家

唐德宗李适简介
李适[kuò]（公元742年—公元805年），小名岧郎，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唐朝第十位皇帝（公元779年—公元805年在位），唐代宗李豫长子，母为睿真皇后沈氏。李适最初被封为奉节郡王。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改封鲁王、雍王，在名义上统军平定安史之乱。次年拜尚书令。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被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李适即位。李适在位前期，以强明自任，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用杨炎为相，废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颇有一番中兴气象。之后任用幸臣卢杞等，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税（即房产税-—编者注）、茶叶税等，致使民怨日深。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李适发动削藩战争，但因社会和政治条件不成熟，反而致使四镇之乱与泾原兵变接连爆发，他被迫出逃，辗转奉天、梁州等地，最后依靠宰相李泌及大将李晟、浑瑊等人协力平乱。执政后期，转而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对藩镇多事姑息。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李适于会宁殿驾崩，享年六十四岁，在位二十七年。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葬于崇陵。

         
    自从兴元年间以来，贞元三年的年景最丰熟，米一斗值一百五十钱，粟一斗值八十钱，德宗颁诏命令在丰收的地区由官府收购粮食。
     公元787年十二月初一，德宗在新店打猎，来到农民赵光奇的家中。德宗问：“老百姓高兴吗？”赵光奇回答说：“不高兴。”德宗说：“今年庄稼颇获丰收，为什么不高兴？”赵光奇回答说：“诏令没有信用。以前说是两税以外全没有其他徭役，现在不属于两税的搜刮大约比两税还多。以后又说是由官府收购粮食，但实际是强行夺取粮食，还不曾见到过一个钱。开始的时候说是官府买进的谷子和麦子只须在道旁支纳，现在却让送往京西行营，动不动就是几百里地，车坏了，马死了，人破产了，难以支撑下去了。百姓这般忧愁困苦，有什么可高兴的！每次颁发诏书都说优待并体恤百姓，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恐怕圣明的主上深居在九重皇宫里面，对这些是全然不曾知晓的吧！”德宗命令免除他家的赋税和徭役。
    司马光评论说：唐德宗真是太难以醒悟了！自古以来，人们所担忧的，是君主的恩泽壅塞着，不能传达到下面去，小民的情绪郁结着，不能通报到上边来。所以，君主在上面忧心怜恤，但百姓并不归向；百姓在下面忧愁怨苦，但君主并不晓得，终于导致百姓流离反叛，国家倾危败亡，大约道理就在于此。幸亏德宗因打猎得以来到百姓家中，正赶上赵光奇敢进直言，又了解民间的疾苦，这真是千载难逢的际遇啊。唐德宗本来应当按查有关部门搁置诏书，残酷地侵害百姓，横暴地增加赋税，盗窃和隐没公家资财的情况，以及自己周围那些天天称道民间丰熟喜乐的阿谀奉承之徒，将他们诛而杀之；然后洗除杂念，改变计虑，刷新朝政，摒弃浮华的装饰，废除空洞的具文，谨饬号令，勉励诚信，审察真伪，辨别忠奸，哀怜困穷，昭雪冤屈，天下太平的业绩便可以实现了。然而，唐德宗丢开这些不肯去做，却去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役。然而，四海广大，百姓众多，又怎能人人都亲自向天子讲明情况，户户都得以免除徭役与赋税呢！

　

      读点《资治通鉴》之34：

　

柳宗元撰文，喻为官安民之道

   柳宗元，唐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曾任监察御史里行、礼部员外郎等职。顺宗时因参加政治改革运动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调为柳州刺史，用三年时间使柳州大治。四十六岁去世。
   柳宗元善于撰写文章，曾经作过一篇《梓人传》，讲道：“有一位木匠，不肯去做斧砍锯析这一类手艺活计，却专门用长尺、圆规、方尺、墨斗审度各种木料的用场，检视房屋的规制，观察高度、方圆、长短是否合度，指挥着众多的木工，各自去干自己的活计，对不能将任务承担起来的人们，便将他们辞退。一座大型的房屋建成以后，唯独以他的名字记载事功，得到的酬金是一般木工的三倍。这也正像担当天下宰相的人们，设立大纲要领，整饬法令制度，选择天下的人士，使他们的才能与自己的职务相称；让天下的人们居住下来，使他们安心从事自己的职业。提升有能力的人们，屏退没有能力的人们。全国各地得到治理以后，谈论起此事的人们唯独称赞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宰相，对那些各部门专职人员的辛勤劳苦却不能够予以记载。有些宰相不识大体，不得要领，夸耀自己的才能与名望，亲自去做细小的劳务，侵犯百官的职责，在官署中吵嚷地争辩不休，而将重大而长远的方略遗落无存，这是不懂得为相之道。”

 

      
   柳宗元又曾撰写《种树郭橐驼（读音guō tuó tuó）传》说：“郭橐驼种植的树木，没有不成活、不繁茂的。有人问他其中的道理，郭橐驼回答说：‘我本人并不能够使树木延长寿命并且生长繁盛。大凡树木的本性，树根喜欢舒展，喜欢让人培上陈泥。将树木种植好了以后，不需挪动它，不需为它担心，离开它以后，便不用再去看管它。栽种树木的时候，就象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将树木放入土中以后，就像将它抛弃了似的，这就使树木的天性得以保全，使树木的本性得到发展了。别人种树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使树木的根部拳曲在一起，而且更换了新土，对树木的爱护过于深切，担忧过于细密，早晨去看它，晚上又去抚摸它，已经离开了，还要再回头看上一眼。更为过分的人们还要划破树皮，查看它是成活了，还是枯萎了，摇晃着树干，去观察枝叶哪里稀疏，哪里繁密，而树木却与自己的本性日见脱离了。虽然说是爱护树木，实际却是损害树木；虽然说是为树木担忧，实际却是将树木当成仇人了。所以，人们种树都不如我。办理政务，也是这个道理。我住在乡间，看到当官的人们，喜欢频频发号施令，像是对百姓非常怜悯，但终究给百姓带来祸殃。整天都有吏人前来，将百姓聚集起来，向人们发布命令，敦促人们快去耕地，赶忙收割，监督人们及时缫丝，趁早织布，我们这些小人把早餐晚饭都停下来，忙着去慰劳吏人还来不及呢，又怎么能够使我们的生计得以蕃息，并且使我们的天性安然无扰呢！一般说来，人民困窘倦怠，主要是由于这个缘故的啊！”
   

编者评论：《梓人传》比喻为官之道。领与袖，纲与目都有主次之分，只有提纲携领，才能纲举目张。为官者是谋划者和指挥者，不是操作者和执行者。
  《种树郭橐驼传》比喻安民之策。大政方针已定，百姓自然会按政策导向去做，无需经常督办，就能取得功效。养民与种树相同，有其自然的规律和周期，不能拔苗助长。当今提倡到基层视察，常常是省、市、县、乡、村各级领导陪同，兴师动众，往往事先通知被访单位和农户做好准备，其中不少有假，难于看到真情。何不微服私访或向诤友了解实情呢！兴师动众又没有效果，岂不成了花架子和形式主义了吗？真是为百姓着想，这种视察还是少去为好。

　

　

读点《资治通鉴》之35：

　

仇士良传授秘诀，唐宣宗因“愚”继位

    仇士良，唐朝宦官。历任内外五坊使、左神策中尉等职。他横暴贪残，文宗受其控制。李训等发动“甘露事变”欲诛宦官，事败，他大肆屠杀朝官。在职二十余年，前后共杀二王、一妃、四宰相。于公元843年以病退职。
唐宣宗，李怡，后改为李忱，唐朝皇帝，宪宗子。他韬光养晦，因后宫中人们都认为他“不聪明”，而被宦官们策立为皇太叔，继而即位。
      公元843年六月十六日，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的职位退休。他的党羽送他返回家中，仇士良教给他们保持权力和恩宠的秘诀，说：“对于天子，不能让他有闲暇的时间。应当经常变换花样，供他游戏玩乐，以便沉湎于骄奢侈靡的生活之中，无暇顾及朝政。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志。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亲近读书人。如果天子喜爱读书，明白了以前各个朝代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惧怕丧失政权，就会励精图治，那么，我们就会被斥责疏远。”他的党羽都下拜感谢，然后离去。
   

编者评论：后唐时期主要有两大弊端，其一是藩镇割据，其二是宦官专权。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原不应该干预朝政，侮慢大臣。然而，正因为他们是皇帝的近侍，常以迎合皇帝声色犬马之好而倍受恩宠，大权在握，作恶多端，为患甚大。仇士良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他退职后仍念念不忘权术经，将为奸经验授其同党，其要害一是以奢侈糜烂的生活腐蚀皇帝，让皇帝日夜沉湎于声色犬马的娱乐之中，无暇顾及政事；第二是不要皇帝读书，亲近读书之人，使之孤陋寡闻，懵懵懂懂鬼混，他们才会永被宠幸。这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宦官邀恩固宠、狼狈为奸的经验总结，又是宦官败坏朝政险恶用心的大暴露。

     

　

唐武宗自从公元846年正月十三日以来，因患疾病就不再上朝视事，朝廷内外都深感忧惧。
    起初，唐宪宗收纳李锜的妾郑氏，生光王李怡。李怡年幼时，后宫中人们都认为他不聪明，唐文宗太和年以后，李怡更是自己韬光养晦，在大庭广众游乐相处时，从不发言。唐文宗到十六宅为诸王设宴集会，喜欢引诱李怡发言以作调戏笑料，唐武宗性格强韧豪迈，对光王李怡更加无礼。唐武宗危病，十来天不能说话，诸宦官于是暗中在宫禁内策划立新皇帝，三月二十日，禁中传出以唐武宗名义颁发的诏书称：“皇子们都太年幼，必须选择贤德的皇族成员继承皇位，光王李怡可以立为皇太叔，改其名称李忱，所有军国政事可让他暂时处置。”皇太叔李忱出宫见百官时，满脸悲哀戚惨的样子；而裁决细小军政事务时，都能合情合理，人们这才知道他很内秀。
    二十三日，唐武宗驾崩。李德裕受命兼任冢宰办理后事。二十六日，唐宣宗李忱即皇帝位。四月初一，唐宣宗开始上朝听政。
    唐宣宗聪明细致，沉着果断，用法不徇私情，能虚心纳谏，从谏如流，不轻易将官职赏人。他生活节俭，爱护百姓财物，所以他在位时政治较清明，一直到唐朝灭亡，都有人思念歌颂，称唐宣宗为小太宗。
    

编者：中国有个成语叫“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的是一个人在不利于自己的险境里，如果不能忍耐就会败坏大事。唐宣宗生在晚唐时期，宦官势力恶性膨胀，控制朝廷军政大权，连皇帝的废立都出自他们的好恶。在这种环境之中的宣宗，经历穆、敬、文、武四朝，最终却能侧身于朝堂，御临天下，全靠他能几十年忍辱负重、韬光养晦，这是多么不易！这哪里是愚笨，这是超出常人的聪明，以至于狡猾奸诈的宦官们都被他的“不聪明”所蒙蔽。
　

　

​  读点《资治通鉴》之36：

　

   宦官皆被捕杀，昭宗返回长安

唐昭宗简介：
     李晔（读音：lǐ yè ）（ 公元867年—公元904年），初名李杰、李敏，唐朝第二十位皇帝（公元888年—公元904年），唐懿宗李漼第七子。李晔攻书好文，尤重儒术，神气雄俊。咸通十三年，受封寿王，赐名为“杰”。乾符四年（公元877年），领幽州大都督。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受封皇太弟，改名为“敏”，随后在观军容使杨复恭拥戴下即皇帝位，翌年改名为“晔”。任内尊敬朝臣，励精图治，发动平定四川陈敬瑄、河东李克用的战争，最终消灭田令孜，重挫李克用。然而，中央禁军折损大半，导致朝廷有效兵力不足，坐视宣武节度使朱温做大，逐步成为中原霸主，为唐朝灭亡埋下祸根。统治后期，一直受制于李茂贞与朱温。天祐元年（公元904年），为宣武节度使朱温所弑，时年三十八岁，谥号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葬于和陵。

                    

     后唐昭宗时期，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900年，以刘季述为首的宦官联手废昭宗立太子，第二年藩镇势力朱全忠与宰相崔胤谋划，帮助昭宗复辟。当时朱全忠和藩镇势力李茂贞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图，朱全忠想要昭宗驾临东都洛阳，李茂贞想要昭宗驾临凤翔。崔胤曾与昭宗谋划全部处死宦官，韩全诲等宦官知道这一情况后，担心朱全忠率军前来，便胁迫皇帝驾临凤翔。于是昭宗经周至、歧山于十一月十四日到达凤翔。
     公元903年正月初六，李茂贞单独进见昭宗，中尉韩全诲、张彦弘，枢密使袁易简、周敬容都不能进对。李茂贞请求杀死韩全诲等，与朱全忠和好，护送昭宗回长安。昭宗听后非常高兴，立即派遣宦官率领凤翔兵卒四十人拘捕韩全诲等，将他们斩首。这天晚上，又将李继筠、李继诲、李彦弼及皇宫内诸司使韩处廷等十六人斩首。初七，唐昭宗派遣韩偓及赵国夫人前往朱全忠军营；又派遣使臣用口袋装着韩全诲等二十余人的首级给朱全忠看，说：“以前胁持扣留天子车驾，恐惧获罪挑拨离间，不愿亲睦协调的，都是这些人。现在朕与李茂贞决意把他们杀死，卿可明白告诉各军以平众愤。”初九，朱全忠派遣观察判官李振上表进城奏谢。
    韩全诲等已经杀死，但朱全忠的包围没有解除。李茂贞怀疑崔胤教朱全忠一定要攻取凤翔，于是禀告昭宗急召崔胤，命令他率领百官奔赴凤翔。共四次下诏令，三次赐给朱笔御札，言语非常恳切，全部恢复原来的官爵，崔胤竟然称病不到。李茂贞害怕，亲自给崔胤去信，言辞非常谦恭卑下。朱全忠也以书信召崔胤，并且开他的玩笑说：“我不认识天子，须您前来辨别。”崔胤这才前来凤翔。
十二日，凤翔始开城门。十四日，朱全忠巡视各个营寨，到城北，有凤翔军队从北山上下来，朱全忠怀疑他们要逼近自己，派兵攻击他们，捉住他们的将领李继钦。昭宗派遣赵国夫人、冯翊夫人前往朱全忠的营中查问原故。朱全忠派遣亲吏蒋玄晖上表进城陈奏。
    李茂贞请以他的儿子李侃娶平原公主为妻，又想要以苏检的女儿嫁给景王李秘为妃，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平原公主是何皇后的女儿，何皇后感到为难，昭宗说：“姑且让我能够出去，你的女儿有什么可担忧的！”何皇后这才依从了。二十日，平原公主嫁给宋侃为妻；景王娶苏氏为妃。宋侃即李侃，因避同姓嫁娶之嫌，所以恢复了本姓。
    当时，凤翔已杀宦官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辞官家居、没有随从到凤翔的宦官，捕杀九十人。
    二十二日，昭宗车驾出凤翔，驾临朱全忠的军营。朱全忠穿上素色衣服，等待处罚。昭宗命令客省使宣布谕旨，宽释罪过，撤去亲、勋、翊三卫立仗，只以左右金吾将军报告平安，让朱全忠穿公服进内叩谢。朱全忠见到唐昭宗，磕头流泪，昭宗命韩偓把他扶起。昭宗也抽泣，说：“宗庙社稷，倚赖你再次安定；朕与宗族，倚赖你再次逢生。”亲自解下玉带赐给朱全忠。稍事休息，就起程。朱全忠单骑在前面引导十余里，昭宗向他告辞；朱全忠于是派朱友伦率兵护送，自己留下部署后面的部队，焚烧撤除各个营寨。
    当天晚上，昭宗车驾在歧山住宿。二十五日，到达兴平，崔胤才带领百官迎接谒见，昭宗又任命崔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如故。二十七日昭宗进入长安。
   二十八日，朱全忠、崔胤一同进宫奏对。崔胤奏称：“国初太平的时候，宦官不掌管军权、干预朝政。天宝以来，宦官逐渐强盛。贞元末年，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以便随从护卫，开始令宦官主管，以二千人为定制。从此，宦官参与掌管机密事务，夺取百司权力，上下弥补遮掩，共为不法之事，大则勾结煽动藩镇，倾覆危害国家；小则以官爵狱讼做买卖，败坏朝政。朝廷衰微扰乱，正是由于这个原由，不铲除它的根源，祸患终究不能停止。请全部罢免诸司使，他们掌管的事务尽归省寺管理，各道监军全都召还京城。”昭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当天，朱全忠领兵驱赶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到内侍省，全部把他们杀死，呼冤喊屈、号啕大哭之声，响彻内外。宦官中有出使外地的，诏令所在地方把他们收捕处死，只留品秩卑微的幼弱宦官三十人以备洒扫。又诏令成德节度使王镕选进五十人充任敕使。因为那地方的风俗淳厚，人性朴实。昭宗哀怜第五可范等有的无罪，撰文祭奠他们。自这以后，宣布传达诏命，全令宫人出入办理；左、右神策两军所辖的内外八镇军队，也都归属左右龙武、羽林、神策等六军，任命崔胤兼领六军十二卫事务。

    司马光评论说：宦官当权，由来已久了。大概因为宦官经常出入皇宫，君主从小到大，与他们亲近狎昵，不像三公六卿，进见有一定的时间，有威严恐惧。宦官中间又有的性情乘巧，言语敏捷，察颜观色，迎合君主的志向兴趣，这样，接受命令就没有违逆抵触的顾虑，使唤差遣就有称心满意的效果。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洞察事物的情理，考虑祸患的深远，除了服侍奉养以外，不要任宦官掌管事务，那么，近在内宫的宦官就会一天天地亲近，远在外朝的百官就会一天天地疏远，君主、就会时常应允甜言卑辞的请求，听从逐渐渗透的诉说。于是，降革升迁、刑罚奖赏的国家政令，就无形中转由亲信宦官掌握而不能自知。如同饮美酒一样，喜好它的味道而忘记它能醉人了。所以降革升迁、刑罚奖赏的权力已经转移而国家不发生危险祸乱，是从来没有过的。
    东汉衰亡之时，宦官的骄傲专横最为闻名，然而他们都是借助君主的权力，如同城狐社鼠有所仗恃凭依，来扰乱天下，没有能够像唐代这样，劫持胁迫天子如同控制婴儿，废立在手，往东往西全出己意，使天子惧怕他们如同骑着猛虎恶狼而腋下夹着毒蛇一样。所以如此不是别的原因，是东汉宦官不掌握兵权，唐代宦官掌握兵权的缘故。
    唐太宗鉴于前代的弊病，对宦官严加抑制，官阶不得超过四品。唐明皇开始毁坏原有的章程，对宦官尊重任用，晚年让高力士省阅批复章奏，甚至任免将军、宰相，也时常与他商议，自太子王公都敬畏地侍奉他，宦官的势焰自此炽烈了。等到中原动荡，肃宗在灵武即位，撤回军队，李辅国以东宫太子的旧属参与军事计划。过分的宠信使他骄横放纵，不能再加控制，竟至爱子慈父不能庇护，因忧虑心悸而死。唐代宗即位，仍蹈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当权，暗中玩弄刑赏大权，阻塞蒙蔽视听，看待天子如同丢弃的皮衣，欺凌宰相如同奴隶。所以来王真入京朝见，遇谗言而被赐死；吐蕃深入侵犯京师郊野，隐匿军情不行奏报，致使唐代宗狼狈驾临陕州；李光弼忧惧怀疑，烦闷怨恨，因此丧生；郭子仪被排斥罢官，赋闲家居，不保坟墓；仆固怀恩被冤枉压制，无处申诉，于是舍弃功劳，改为叛乱。唐德宗刚即位，大力整顿法纪，宦官稍被贬斥。但自兴元返京后，猜忌诸将，认为李晟、浑王咸不可信任，全部夺取他们的兵权，而任命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让他们主管宫禁的值宿警卫，从此军权落入他们手里。唐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想要废掉嫡子，改立庶子，酿成陈洪志之变。宝历年间敬宗过分亲近宦官，刘克明与苏佐明进行叛逆，此后绛王及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六帝，都是宦官所立，势力越发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是宦官中的首领，以至于自称“定策国老”，视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唐文宗非常怨恨宦官这样，立志要除掉他们，以宋申锡那样贤德的人，尚且不能够有所作为，反受祸殃，何况李训、郑注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想要用一个早晨的奸诈计谋，剪除数代胶粘固结的朋党，竟至鲜血流满宫禁道路，尸体堆积台省门前，公卿大臣一个接一个被杀，全家屠灭，天子假装哑巴，纵情饮酒，泪流满面，不敢出声，自比周赧王、汉献帝，不可悲吗！以唐宣宗的严正坚毅，明察秋毫，尚且闭目摇头，自称害怕，何况懿宗、僖宗那样骄奢淫逸，只要歌舞美女、踢球游猎来满足欲望，而将一切政事交付宦官，称呼宦官为父亲，就不足为怪了。贼寇玷污宫殿，两次驾临梁州、益州，都是田令孜造成的。昭宗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想要尽力清洗，但是任用的人不合适，使用的方法不对头。开始就是张浚在平阳全军覆没，增强了李克用专横暴戾的气势；杨复恭向山南逃命，开启了宋文通不守臣节的心思；结果在皇宫里彼此交战，箭头射中皇上的衣服，昭宗漂泊莎城，流寓华阴，被幽禁在东宫受辱，又被劫持胁迫到歧阳。崔胤无可奈何，再召朱全忠发兵讨伐。朱全忠统帅大军包围歧阳城，再次遭受寒暑之苦，昭宗的御膳不足，王侯遭受饥寒饿死冻僵，然后韩全诲被杀，昭宗坐车东行，剪除韩全诲的同党，一个不留，然而唐朝的宗庙社稷因此成了坟墓废墟！这样看来，宦官的祸乱，始于明皇，盛于肃宗、代宗，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易经》说：“行于霜而知道严寒将至。”治理国家的人，应防微杜渐，怎么能不重视它的起始呢！以上这些是宦官为害尤其明显昭著的事例。另外像伤害贤才，招致祸乱灾难，贿卖官爵讼事，败坏军队，坑害百姓，不能一一遍举。
    寺人的官职，始自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的时代，备载于《诗》、《礼》，用来谨严皇宫内室的门禁，传达皇宫内外的话语，怎么能够设有呢？如巷伯的痛恨邪恶，寺人披的忠诚侍奉君主，郑众的辞却赏赐，吕强的直言规劝，曹日升的解救患难，马存亮的消弭祸乱，杨复光的讨伐逆贼，严遵美的避让权位，张承业的竭尽忠诚，他们中间难道没有贤才吗？只是国君不应当与他们谋划商议国家政务和进退升降官吏的大事，使他们有威福能够左右他人罢了。倘若宦官有人犯罪．小罪就惩罚他，大罪就杀死他，不予宽恕赦免。这样，即使让他专横跋扈，又有谁敢呢？怎么能够不详察善恶，不区别是非，像割除蔓草、捕杀禽兽那样除尽杀绝，能够没有祸乱吗！因此，袁绍实行屠杀于前而董卓削弱汉室，崔胤重复杀戮于后，而朱全忠篡夺大唐，虽然痛快发泄了一时的愤恨，但国家也随着灭亡了。这如同厌恶衣服上的污垢就烧掉衣服。忧虑树木上的蛀虫就砍伐树木，那造成的损害不是更多吗？孔子说：“人如果不仁慈，痛恨过分，就要发生祸乱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读点《资治通鉴》之37：

　

      引狼入室崔胤被杀，朱温篡位唐朝灭亡

   朱温，即朱全忠，后梁太祖，五代梁王朝的建立者，公元907——912年在位。公元877年参加黄巢起义。黄巢建立大齐政权时，任同州防御使。公元882年叛变降唐，后被任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次年为宣武节度使。公元884年与李克用等联兵镇压黄巢起义军，后晋封为梁王，成为割据势力。公元907年代唐称帝，国号梁，史称后梁。

　

               
    崔胤仗恃朱全忠的势力，独揽朝政，恣意妄为，皇上的行动都要禀报他。扈从昭宗前去凤翔的大臣，降低官职和放逐外地的共三十余人。朝廷的刑罚、赏赐都取决于他的爱憎，朝廷内外的官史都惧怕他，重足而立不敢妄动。
      公元903年二月二十四日，朱全忠奏请留步、骑兵一万人在原神策左、右两军营署，以朱友伦担任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任命汴州将领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充任街使。于是，朱全忠的党羽布列遍及宫禁宿防及京辅各处。
     十月十五日，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与客人击毬，掉下马来摔死。朱全忠悲痛愤怒，怀疑是崔胤故意搞的，凡与朱友伦一同玩耍的十余人全部杀死，派遣他哥哥的儿子朱友谅代管皇宫中的直宿警卫。
     告老辞官的左仆射张浚住在长水，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当初发兵进攻朱全忠，张浚曾参与谋划。朱全忠将要谋求篡夺帝位．恐怕张浚煽动藩镇反对，就示意佑国节度使张全义设法除掉他。三十日，张全义派遣牙将杨麟率兵假装劫盗，包围张浚的别墅，把他杀死。
    当初，崔胤借助朱全忠的兵力来诛杀宦官，朱全忠已经打败李茂贞，并吞了关中，声威震动天下，于是有篡夺帝位的志向。崔胤大惧，与朱全忠表面上虽然亲厚，内心里渐渐背离，于是对朱全忠说：“长安靠近李茂贞，不可不做守御的准备。六军十二卫，只有空名，请召募补足，使您没有西顾的忧虑。”朱全忠知道他的意图，勉强依从他，暗地里让部下壮士应募来观察他的变化。崔胤不知道其中的情由，与郑元规等整治兵器，日夜不停。等到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摔死，朱全忠更加怀疑崔胤，并且想劫持昭宗迁都洛阳，恐怕崔胤另立异论阻止。
      公元904年正月，朱全忠上密表揭发司徒兼侍中、判六军十二卫事、充盐铁转运使、判度支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连同他的党羽刑部尚书兼京兆尹、六军诸卫副使郑元规，威远军使陈班等，奏请全部处死。正月初九，昭宗颁布诏令，谴责并改授崔胤为太子少傅、分司，贬郑元规为循州司户，陈班为溱州司户。初十，昭宗颁下诏令，公布崔胤等的罪状，崔胤召募的兵士一并放走遣返，任命兵部尚书崔远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左拾遗柳璨为右谏议大夫，都为同平章事。十二日，朱全忠密令宿卫都指挥使朱友谅率兵包围崔胤的住宅，杀死崔胤及郑元规、陈班以及崔胤的亲信数人。
     朱全忠屡次上表请昭宗迁都洛阳，昭宗虽然没有允许，朱全忠却常令东都留守佑国军节度使张全义缮修宫室。后来，朱全忠威逼昭宗迁都洛阳，于公元904年闰四月初十进入洛阳皇宫升座正殿。
    在此之前，昭宗身边仅有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二百余人都被朱全忠勒死，用预先挑选好的大小相似的人代替。从此，昭宗左右的管事调遣全是朱全忠的人了。
    当初，朱全忠自凤翔迎接昭宗车驾返回长安，见德王李裕眉目清秀，并且已经成年，很厌恶他，私下对崔胤说：“德王曾经窃据帝位，哪里能够再留下！您为什么不向陛下说说！”崔胤把朱全忠的话向昭宗说了。昭宗问朱全忠，朱全忠说：“陛下父子之间的事情，我怎么敢私下议论，这是崔胤出卖我罢了。”昭宗自从离开长安，每天忧虑发生意外事变，整天与何皇后沉湎酒中，或者相对哭泣。朱全忠让枢密使蒋玄晖侦察昭宗的言行，昭宗的动静他都知道。昭宗从容地对蒋玄晖说：“德王是朕的爱子，朱全忠为什么一定要杀他？”因此落泪，咬中指流血不止。蒋玄晖将此情形详细告诉朱全忠，朱全忠更加不安。
    当时，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往来传递檄文，都以兴复皇室为辞。朱全忠正在率领军队向西讨伐歧州、邠州，因昭宗有英武之气，恐怕宫中产生变故，想要另立幼君，以谋求禅让取代。于是，朱全忠派遣判官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及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等谋划。
    八月十一日，昭宗在何皇后殿内，枢密使蒋玄晖选择龙武牙官史太等一百人，在夜里敲击宫门，说军事前线有急事奏报，要面见昭宗。夫人裴贞一开门见兵器，说：“有急事奏报用兵器做什么？”史太杀了她。蒋玄晖问：“陛下在哪里？”昭仪李渐荣对窗大叫道：“宁可杀了我们，不要伤害陛下！”昭宗刚醉，急忙起来，穿着单衣绕柱逃跑，史太追上并把他杀死。李渐荣用身体遮挡昭宗，史太也杀了她。史太又要杀何皇后，何皇后向蒋玄晖哀求，才放了她。
    十二日，蒋玄晖假造诏令，称李渐荣、裴贞一谋杀昭宗，应该立辉王李祚为皇太子，更名李柷，代理军国政事。又假传皇后令，太子于灵柩前即位。宫中一片恐惧气氛，不敢哭出声来。十五日，昭宣帝即位，时年十三岁。
    朱全忠听到朱友恭等杀死昭宗的消息，假装震惊，放声大哭，自己扑倒在地上，说：“奴才们害死我了，让我千秋万代蒙受恶名！”初三，朱全忠到达东都洛阳，伏在昭宗的灵柜上恸哭流涕；又进见昭宣帝，自陈杀死昭宗不是自己的心意，请求讨伐乱臣贼子。在这之前，护卫皇帝的军士有在市上抢米的，初四，朱全忠奏参朱友恭、氏叔琮不能约束士卒，侵扰街市店铺，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马，恢复原姓名李彦威，氏叔琮贬为白州司马，不久都赐令自尽。李彦威自杀前大声呼喊说：“出卖我来堵塞天下的指责，但拿鬼神怎么办！如此行事，还指望有后代吗！”
    随后，朱全忠让蒋玄晖邀请唐昭宗诸子德王李裕、棣王李祤、虔王李禊、沂王李禋、遂王李祎、景王李祕、祁王李祺、雅王李禛、琼王李祥，在九曲池摆酒，喝得酣醉，把他们全都勒死，抛尸九曲池中。豪门贵胄，或者科举及第，在三省台阁任职，以名节自居，声誉政迹稍为显著的人，都被指为轻浮浅薄，贬官驱逐连日不断，朝中官员为之一空。连助纣为虐的枢密使蒋玄晖、右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柳璨也都在十二月被斩杀。
    经过一蕃篡位准备之后，朱全忠于公元907年四月十八日即皇帝位，国号大梁，至此三百年唐朝灭亡。

    编者评论：封建社会统治国家的重要权柄是皇权。皇帝是国家的象征，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既然后唐时期，皇帝到了可以随意更换、任意杀戮的地步，唐朝是该寿终正寝了；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一百多年，形成了强大的分裂倾向，一旦有人冲破 “篡位不道”的禁锢，国家行将分裂也就顺理成章了；经过长期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连年的战事，百姓涂炭，民不聊生，国家的根本动摇了，那么大唐帝国的灭亡就是必然的了。
    封建社会的权力更替有两大弊端。其一是世袭制，皇子是当然的继承人。不管能力大小，哪怕是傻子呆子，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例子；也不管年龄长幼，哪怕是几岁的孩子，权力岂不落入它人之手！若是遇到周公一类的宰相，国家尚且平安无事，若要遇上奸佞的大臣、外戚和宦官掌握了权力，能不祸国殃民？因为世袭，皇帝活着，太子就不能即位，这就使年老昏聩的圣上仍拥有最高权力。其二是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一个人拥有没有制约的权力。若遇到明君，那是百姓的福分，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即便是登基初期政治是清明的，也不能保证善始善终，象唐明皇李隆基就是例子。倘若遇到昏君、暴君，那样国家的命运就惨了，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实在是太多了！
    现代人接受了历史上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在领导人的更替方面采取了两大措施，第一限定任期时限，一般法律都规定不宜过长，保证领导者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时为国家贡献青春年华。第二限制领导人的权力，使他们的权力受到多方的限制和制约。当他超出权限或违犯法律时，能得到妥善处置，这样就可以避免残酷的权力交替，现代人确实是聪明多了，文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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