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俊民回忆录：我们的那些年

1968年清华大学冶金系毕业分配时,系里成立了三结合分配领导小组，由老师、军代表、学生代表组成。其实领导小组只是个摆设，我虽然是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实际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被告知分配到了“冶金部陕西”，在经过多次询问后才知道分配到52厂。据说它是个保密单位，具体在西安还是咸阳尚不清楚

为了包裹我那很少的行李，我下狠心花13元购买了一个用钢板纸制作的旅行箱，那就是很长时间中我的唯一家具。

1968年12月30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绪坐上了西去的火车，结束了我的学习生活，走上了社会，踌躇满志地踏上了抱有幻想与梦想的人生之路。

我是和压九同学王晓云同乘一列火车去西安的，她也分配到了52厂。在同一车厢另外一个厢格里，不时传出说说笑笑的声音，后来才知道他们也是到52厂报到的大学生，是北京钢铁学院材料系的四个同学：徐俊奎、赵心明、张秀荣和魏素贞。由于我们是一块分到厂里，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住在一起，后来我们就都称“同学”。

从西安火车站下车后，我们就打听保密的52厂，原本以为很多人都不一定知道，殊不知所有人都清楚，并且说得非常详细。52厂由原来的西安冶金机械厂、陕西精密合金厂、陕西钢厂合并而成，总厂在西郊，分厂在东郊。我们决定去总厂报到。那天西安下着大雪，乘坐3路电车时，我带的行李被雪水弄湿，上车后我只顾照看我的行李，电车在西五路口拐弯时我没有感觉到，就一直认为车继续向南开，致使我几十年都掉了方向，只有到了火车站方向才是对的。

报到后的第一顿饭正赶上元旦前的全厂大会餐，主食是米饭，副食是红烧鸡块，当我高高兴兴地准备吃香喷喷的鸡块时，发现大部分是鸡头和鸡脖子。这里的食堂给了我很不好的印象。

我们这些新报到的大学生，因暂时没有单身宿舍，被安排在了三桥旅社住，三桥离厂区有2公里路，正在发愁不知如何去时，一个身穿带补丁黄军服的大学生成了我热情的向导。他就是早我几天从北京钢铁学院分配来的苏登盛。我们这些学生们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彼此就加深了相互的了解，逐渐成为了同甘共苦的好同学，好朋友。

管学生分配的干部金子凯看到我的专业是“金属学及金属材料”，就把我分配到有材料试验机的中心实验室，同时被分配到实验室的还有北京钢铁学院的苏登盛和古宝运，他们两个人从事金相分析工作。徐俊奎等4人都是学精密合金的，因此都被分配到原来的精密合金厂那一部分。

进厂不久，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清理阶级队伍”，我就被借到专案组工作。52厂是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1967年的“九.二”武斗使总厂13名职工死于非命。那时群众中还有派性，因此，我们这些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许多都成了专案组的成员。

我参加的第一个案子是所谓“何某妹六兄妹特务案”。何某妹是机械办公室的技术人员，中等偏高的个子，稍微有点胖，穿着得体而漂亮。她的爱人是部队中的军官。有人揭发何某妹有特务嫌疑，“她年轻时在富阳县城照有六兄妹的合影，其中4个人解放后定为反革命，其中2个在上海解放时被镇压，2个尚在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何某妹很可能是潜伏下来的特务”。

组织上派我的师傅刘宗元和我一起外出调查这一案件，我们去了浙江、安徽、黑龙江等省，花费了2个多月时间，终于取得了圆满的调查结论。

我们先去了浙江的富阳县城，那是何某妹的故乡。据当地老年人讲，何某妹和她的姐姐何某姊年轻时长得非常漂亮，县城的年轻人都愿意和她们交往，其中有4个人与她们关系比较密切，相互间都称哥称妹，人们习惯叫她们六兄妹，还曾在一起照过一张合影照，不过只是年轻人在一起玩玩而已。他们反映，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别的联系。后来，我们又去了何某妹姐姐所在的一个县医院调查，何某姊是医院的一名医生，群众的口碑很好。知道我们的来意，院里非常重视，给我们介绍了何某姊的表现，他们说她表现一直很好，是医院的骨干，并没有什么反常的表现。但是就在我们走后不久，他们就成立了“何某姊专案组”。
马不停蹄，我们去了安徽省安庆市，那是一个长江边上的城市，离那里不远有一个劳改农场，里面有六兄妹中的一个人在那里劳改。我们先乘坐长途汽车，下车后还要徒步走40多里才能到达农场，那40里路可是不好走，雨蒙蒙的天气，非常泥泞的小路，我们竟走了多半天，到达时已经是精疲力竭。劳改农场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并把这位劳改犯的情况给我们写了证明：他和何氏姊妹后来没有交往。

最远的一个证人在黑龙江北边的一家劳改农场，那里通火车但没有客车可以乘坐，只有货车能够到达，于是我们联系铁路部门，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乘货车到了目的地。那个劳改农场也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周围荒无人烟。到了那里我们感觉到犯人和管教人员有着根本不同的社会地位：犯人是被改造的人员，限制人身自由，对管教人员唯唯诺诺，惟命是从；管教人员是上等公民，趾高气扬，说一不二。在那种氛围里，我们才感觉到人身自由的重要性。农场的负责干部非常热情，他们用雪白的高粱米招待我们，这是我一生中所吃到的最好吃的高粱米。那个劳改犯判的是无期徒刑，他也证明后来与何某妹她们没有任何交往。

回厂后，我们很快就写出了调查报告，否定了所谓“何某妹六兄妹特务案”，还了何某妹一个清白。过了不久，她姐姐何某姊单位又派人到我厂调查时，我们也如实地向他们提供了调查结论。

来厂以后，我的本职工作也很清闲。52厂是冶金部直属大厂，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任务由冶金部下达，资金由冶金部划拨。大多数时间都是任务不满。我们实验室也和其它部门一样，大部分时间没有活干，半年里没有几次探伤任务。我的师傅田柏香主要搞探伤工作；另一位师傅周开兰主要从事机械性能试验。于是大家上班后就围坐在一起聊天。冬天在一起烤电炉子；夏天在一起吹风扇，吃冰棍。有人编了顺口溜描述当时的情景：“天天难过天天过，天天无聊天天聊！”

我们小组的组长叫张俊杰，他是由沈阳支援西北时过来的老同志，他待人比较随和，因此我们小组的气氛活跃，经常组织一些活动。例如有一次，我们决定每人出工资的十分之一搞个会餐，到有名的西安饭庄犒劳一顿。这时我们忘不了把经常到我们这里来聊天的赵礼孝老师傅叫上，他是八级工，工资100多元，当时是最高的工资了，他也出十分之一工资那就是一个相当的数字了。赵师傅也很愿意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次聚会，大家都很高兴，也非常难忘。小组里也经常变着法的搞一些活动，让大家高兴高兴。记得还有一次搞了个“原地踏步走”，即在地面上画一个1米左右的圆圈，让人站在中心，把眼睛蒙上，踏步走100次，比谁离圆圈最近，每个人根据离圆圈的近远出钱，筹集聚餐的费用。结果有人竟走出了几米远，乐得大家都直不起腰来。

我和魏惠荣是中学同学，知根知底，青梅竹马。经历近10年的恋爱关系之后，我们决定结婚。

1970年2月25日是我和魏惠荣结婚的日子，日子是魏惠荣的父亲亲自选定的。这时我已经毕业1年，魏惠荣也已经毕业2年多了，她那时虽然还在部队的农场劳动锻炼，工作单位已经确定，我们有了成家的经济基础。
结婚的仪式是这样安排的。魏惠荣家离我家80多里路，所以我们决定由魏惠荣提前到我姐姐家，到结婚那天由我姐姐家东齐村迎娶到封家村。提前2天我们到乡里办理了结婚手续，花官乡离我姐姐家3里路，姐夫齐龙增给我们弄了一辆牛车，把我们送到乡政府所在地，事先我俩都在村上开了结婚证明，手续办的很顺利，因为办理登记的人知道我的名字，“牛俊民”这个名字曾经使花官乡引以为自豪。

魏惠荣父亲虽然就这么一个独生女，但是因年龄太大不能亲自送自己的女儿出嫁，特委派惠荣的叔伯大哥陪送，大哥也提前2天到了东齐村。我姐姐、姐夫负责张罗东齐村这边的事情，封家村的事情由我父亲和乡亲们准备。

结婚仪式简朴而喜庆，完全按照农村当时的习俗。由姐姐从生产队里借了2辆牛车，在车上扎上席棚，席棚上盖上红毛毯，系上红飘带以示喜庆。我家简易的门上也贴上了红对联。

25日上午，我和封家村迎亲的人们到了东齐，履行了各种仪式以后，我们便上了路，我和魏惠荣坐1辆牛车，姐姐、姐夫和惠荣的大哥坐1辆牛车。那天正下着大雪，那是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的大雪。鹅毛般的雪片使人们睁不开眼睛，雪覆盖了整个大地，使人们辩不清道路，连显示村庄的房屋和树木也都变成了一片白色。无暇的白雪象征着我们纯洁的爱情。好在帮忙的都是当地人，凭着自己的判断，艰难地走完了3里多路，在中午前到达了封家村。

迎亲的队伍还没有进村，孩子们就已经追了上来，前呼后拥地喊着，叫着。老人们也上来看热闹，新媳妇过门时，事先准备好的糖果和红枣从门顶上抛落下来，引得孩子们哄抢，没有抢到的糖果落到雪地上，出现了一个深坑，人们从雪坑中寻找糖果和红枣。

中午的宴席已经由乡亲们和我儿时的好友准备好，出席的都是一些亲戚和朋友，我家的院子小，宴席设在邻居封立吉家里。魏惠荣的大哥是上宾，和我父亲，姐夫他们在一桌，这一桌都是男宾，女宾们也分别坐在一起。酒菜按照当地的习俗，是专门请村上会做菜的人掌勺烹饪，味道还是很好的。酒虽然不是高档酒，但是会管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没有人“倒下”就不能算喝好。

新房设在我们家的东屋里，那是只有一间房的小屋，里面有一张旧的木床。两家各自给我们做了一牀新被褥算是我们的全部嫁妆。农村里没有澡塘，我在好友封金环家烧了些温水擦了擦身子，度过了人生的新婚之夜。

我毕业后的见习工资是48.5元，从第一次拿到工资起，每月给家里寄去10元，剩下的是我的生活费，每月也有一些节余，一年下来共攒下了100多元，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算是我们结婚前的家产；同样，魏惠荣也是从毕业那一天起，就每月给她父亲寄10元，在我没有毕业时还要接济我，她也没有什么积蓄。

在我家住了几天之后，我们又去惠荣家住了一些日子，就要回各自的单位了，惠荣的父亲请了一家赶马车的人家，用马车把我们送到辛店，看到父亲给了人家5元钱。惠荣要回南京的6471部队，我要回西安我的单位，就要分手了，一路上我们很是有些恋恋不舍。

半个世纪以后，再回过头来回忆这段恋爱史，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恋爱。尽管在以后的时间里也曾遇到过不少要好的女性，或是同学，或是同事，或是朋友，和她们之间的感情不过是亲情、友情罢了，至于在路上看到模样俊俏、穿着得体、举止高雅的女性，也会回头多看几眼，那不过是欣赏一道美丽的风景。

曾经有人这样比喻找对象，一个人在刚刚收割后的麦地里拣麦穗，看到一个大的麦穗，要拣时，心想，后面可能还有更大的，于是他放弃了。再往前走，又看到了一穗，心想，这一穗还没有第一穗大，我不拣。继续往前走，再也没有看到更大的麦穗，眼看麦地就要走完了，于是，他只得随便拣一个，要么就是空手而归。我的运气好，自己抢到了一个大的麦穗，就再也没有松手过。

我们这段婚姻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第二阶段是“相濡以沫，共同奋斗”；第三阶段是“携手晚年，漫步夕阳”。进入耳顺之年以后，有一天夜里我曾经做过一个梦：那是还年轻的时候，我梦着魏惠荣跟别人走了，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留住。当时我非常难受，痛苦极了。在极端痛苦中我醒来时，发现是在做梦，魏惠荣就睡在我的身边，我这才从痛苦中慢慢走了出来。我知道，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尽管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恋爱中最常说的三个字：“我爱你”。

爱人魏惠荣回到南京6471部队后，给我来信说她怀孕了，并说她们在7月份就要到分配单位报到，她的报到单位是重庆橡胶分公司，分配单位可能是重庆2501（橡胶）厂。1970年7月份魏惠荣在去重庆时路过西安，在我这里住了一周。临走时我们商定争取调到西安来，她去重庆后最好先不要报到。

在一次分配定终身的那个年代，调动工作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有许多人结婚后十年八年都两地分居。离别以后我们俩分别行动，我找了我们厂当时管干部工作的政治部主任（部长）赵欣荣，听了我的情况后，他表示同情，并说现在工厂正在上马平炉车间，需要技术人员。但是，他说这件事情也不好办，接收分配学生必须有落户指标。这时我的心里着急，便请教我的师傅们，他们一致的意见是让我找时任党委书记兼厂长的张某。正好当时厂部研究决定把我从试验室调到生产计划组，我想做技术工作，不想搞管理，也想找领导反映一下我的愿望。于是我就决定为这两件事一块去找一下张某。那是一个中午，我急急忙忙吃了一点饭，就来到了生活区的2栋2单元张某的楼下，当时我的心情很紧张，犹豫再三没敢上楼，心脏咚咚咚跳的厉害。这样来回了几次，心想惠荣那边还正在等着我这边的消息呢，就下定决心敲开了张某家的门。门是张某的爱人李某芬开的，他让我进到客厅坐下，我没有坐，站在那里说，张厂长在吗，我找厂长有点事情。李某芬大声喊了一声，张某就从厨房里过来了，手上还沾满了水。他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并让我一起吃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有事要找厂长。我讲了爱人魏惠荣毕业于山东化工学院，学习橡胶专业，分配到重庆，已经怀孕，且有关节炎，不适应重庆潮湿的气候，想调到咱们厂来，请领导帮忙；第二个问题是听说厂部决定调我到生产计划组，我想搞专业，不想去，请领导考虑。张某边吃边说，你的第二个问题不同意，你要服从组织决定，去报到；第一个问题我跟老赵说一说，实在调不到我们厂，还可以调到西安橡胶厂，咸阳还有一个橡胶研究所。之后他又问我还有别的事情吗，我说，没有了。于是我就离开了张某家。

等了两天，我又去找赵欣荣部长，他态度很主动地说，厂长已经把你的情况说了，我马上就发商调函，于是赵部长就以西安冶金机械厂的名义给重庆市橡胶分公司、化工部和冶金部发函，大意是说，我厂职工牛俊民的爱人魏惠荣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橡胶分公司，尚未报到，要求调到我们厂，我厂同意安排她的工作。信函的意思很明确，表明我厂同意接收此人。
信函发出一周以后仍然没有回音，我心中着急，就给远在重庆的魏惠荣打长途电话，告诉她这边的进展，希望她在那边继续努力，争取改分配到我们厂。魏惠荣去重庆后安排在2501厂居住，她的接收单位是重庆市橡胶分公司，中间隔着长江，每天要坐轮渡来回跑，那时她已经怀孕5个多月，挺着一个大肚子，重庆市橡胶分公司的军代表和他爱人都是山东人，对魏惠荣目前的状况很同情，尽管他们每年都向化工部要求分配毕业生，还是在魏惠荣的派遣证上签上了以下内容：

这等于把他们好不容易要来的毕业生又给退了回去，难度是很大的。之后，魏惠荣从重庆打来长途电话，电话是打到图书馆的，那时不是每一个办公室都安装了电话。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王善梅好不容易找到我，魏惠荣在电话中告诉我，她已经让接收单位签署了请求重新分配的意见，打算冒险去一趟北京找化工部，让他们改派，于是她又拖着沉重的身子去了北京。她每天都去化工部政工组，那里有很多不服从分配的毕业生要求改分配，政工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不理会他们。魏惠荣有一些特殊，就是她有接收单位盖了章的信函。除了第一天说明了她的来意和上交了信函外，她每天都来“上班”。管毕业生分配的小伙子姓陈，他的处长是我们山东老乡。一周以后的一天，当着魏惠荣的面，处长说：“小陈，你跟冶金部管分配的田青同志联系一下。”于是小陈当场给田青挂了电话。放下电话以后，小陈就在魏惠荣的派遣证、户口转移证和团关系介绍信上签署了以下意见：

事情办的如此的顺利，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厂曾经给冶金部和化工部去函，表示同意接收这个毕业生。这又与赵欣荣部长的积极态度有关。我心存感激，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去他家看望。赵部长孩子多，爱人又有病，家庭比较困难，我去也可以帮他做些家务事。

魏惠荣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告诉我事情已经办妥。我多日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步险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既然迈出了这一步，就不能再回重庆了，即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惠荣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负担！

魏惠荣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我把签有化工部意见的派遣证和户口转移证拿给了赵部长，他看了后很高兴，说，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剩下的事情由他们去办，不用我再管了。

《我们的那些年》之四：住房家具

调动的事情办完之后，住房又成了主要矛盾。开始我们临时住在我的宿舍里，其实那并不是宿舍，是化验室的一间空屋子，我和北京钢院毕业的苏登盛进厂时没有单身宿舍，就暂时住在了里面。魏惠荣调来以后，苏登盛搬出去了，这里就成了我们临时“新房”。住了一个月左右，化验室领导找我谈话，说有人向领导反映，你们住在这里不合适，我决定马上就搬走。在好心师傅和老乡的帮助下，我们搬进了木型车间后面的一间临时探亲家属住过的房子。20世纪70年代，国有工厂里面住着很多临时探亲的家属，都是在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只要有间房子和一个水管就是一个临时的家。我们住的这间屋子是建厂时这里有一个村子留下来的，临时探亲的职工家属们把它隔成了许多间简陋的住房。好景不长，赶上这些房子要拆掉，我们不得不又要搬走，在我们还没有在厂外的农村租好房子之时，厂里的吊车已经把那间房子的屋顶拆掉了，我当时觉得无助，无奈，而且心寒！
在热心的铸钢车间福利员赵凤珠的帮助下，我们租住了大马路村一间只有5平方米的房子，那是典型的关中农村一边盖的房屋，除了可以睡觉的土炕以外，几乎没有立足的地方。我们做饭也很简单，我自己用废铁桶做了一个带有几根炉条的“炉子”，里面放些废报纸，在上面放一个铝盆，铝盆里倒上从厂里提来的开水，将报纸点着，把挂面下上，出锅前再放一些菜叶和盐，一顿简单的饭就做好了。那年秋天雨水特别多，房子有点漏，于是我在炕的上方撑了一块大的塑料布，以免雨水流到炕上。有一天夜里，突然塑料布破了，脏水撒了魏惠荣一头，那时离她生产已经没有几天了，我很是心痛。第二天就去房产科找领导，看能不能给想办法修一修。科长叫李国清，听了我的介绍后，就和我一起去我的住房看了看，回到科里便找了4根方木条和多半卷牛毛毡给了我，为了此事房管员还跟他吵了一架。不久，就赶上厂里分房，我也属于可以分过渡房的范围，于是给我分配了一间老医院楼的过渡房，原住户有老人行动不便，分配给他的两间新房是四楼，他不愿意去，这样一直拖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李国清把两间新房的钥匙给了我，说你先去那里住着，以后再调整。钥匙在我的手上拿了半个月，我始终没有敢去那里住。其实我家中那时三代五口拥挤在4平方米的土炕上，除了新出生的儿子魏小征以外，还有来帮助我们照看孩子的我的小妹妹和惠荣的老父亲。后来我的同事田柏香“抢”了一间半的一处新房，腾出了1间平房，于是我就搬了进去，我当时认为住1间房比较踏实，后来自己动手在后面搭建一间厨房，这样住起来就更方便了。
好景不长，赶上1971年厂里住房整顿，规定工龄不足10年的职工一律搬出厂里的住房，这条规定涉及到的大部分是进厂不久的大学毕业生。无可奈何，我到附近的农村金家堡租了一间房，好心的老科长张宝来还亲自帮助我从厂里拉了一些废的包装材料，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小厨房。在搬出平房的时候，我看到惠荣一边擀面条，一边掉眼泪，当时我心里也非常难过。觉得自己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成家了连个栖身之地都没有，举目无亲。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是“再教育”的对象，是“臭老九”，李国清科长那样同情我，热情公正地对待我，使我非常感动。1984年我进了厂级领导班子，分管政工，李国清为他家乡开证明、争取办理离休一事找我帮忙，我满口答应了。后来我找了冶金厅肖某静副厅长，疏通好了以后，让组织部上报了有关材料。事情办成以后，李科长和他的爱人见到我就表示感谢，我说，在我无助的时候，李科长对我有恩，我本该“涌泉相报”，这是我应该做的。

1971年长子小征学爬

1971年的冬天我们是在农村金家堡度过的，那时最高兴的是小征。他刚刚一岁多，已经学会走路，那年雪下得很大，小征穿着开裆裤在雪地里玩，屁股、手、脸都冻得红红的，他玩的很开心。大人们的心情则相反，有些沉重。
过了春节以后，厂里给我分配了第3栋一间两家一厨的房子，当我拿着鈅匙去看时，发现里面放满了家具和一些木料，这是经营处马波同志临时家属来探亲时住过的房子，东西没有搬走。我把马波的东西归弄到房间的一角，把我的东西搬了进来，将就着住下。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我的多次催促下马波才把东西搬走。到这时我才真正合法地住上了冶金机械厂分配的住房。后来也有多次搬家，那就是属于进一步改善住房条件了，1978年小征8岁时调整到19栋独门独户一间住房，1986年分配到34栋一间半新房，1989年已经担任5年厂级领导的我，分配到36栋两间半新房，直至今日。
20世纪70年代，自己制作家具是很时尚的事情，一般的人都是请会做家具的木匠帮助制作。我想，钢铁的设备我们都能制造，木头的家具有什么难？我想自己做。有三样简单的工具是魏惠荣父亲来西安时留下来的。那时我们住在大马路村的农民房子里，老人家是木匠，想利用一些旧木板做一个碗架柜。首先他让我买了一个刨子刃，他自己制作了一个刨子；让魏惠荣在废钢中找了一点废钢锯条，他又制作了一把锯子；我在厂里用废锉刀在砂轮上磨了一把凿子，利用这3样简陋的工具做出了我们的第一件家具。用上它以后，我们那只有5平方米的小屋里显得整齐多了。这也看出老人家为了我们，他付出多少都愿意！
于是我从最简单的两把小椅子做起，制作小椅子的关键是靠背，它有一定的斜度，我小心地用锯子将斜度锯出来，用刨子把侧面和外缘刨平，用锉刀把内缘锉平，用角尺画好线，用锯子锯好榫，凿子凿好卯，用了不几天，两把小椅子就做好了。之后我又给它刷上了油漆，两把很漂亮的小椅子就制作成功了，这件事增加了我自己制作家具的信心。
经过精心筹划之后，我准备自己制作一个大立柜。首先我因陋就简地增添了几件木工工具，利用对门搬走以后房子空闲的机会，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做好了一件大立柜。

1972年自己制作的大立柜

那时我白天还要上班，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日干，大立柜全部使用实木，镶板都是用厚木板破解成薄木板后使用，破解木板需要两个人，都是魏惠荣和小妹妹牛俊英帮忙打下手。两块木板对接在一起，木工里叫“严缝”，是个技术活，把1米多长的木板立面刨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两块木板合在一起时中间没有缝隙，这样当中间涂上水胶时，才能将两块木板紧紧地粘在一起。我的这些活都做得很好。之后我还要自己刷油漆，刷油漆也是一项技术活，除了按照规程：砂纸打磨—涂漆片—再打磨—再涂漆片—细砂纸打磨—涂酚醛清漆—再细砂纸打磨—再涂酚醛清漆，一道一道工序操做之外，最关键的是涂酚醛清漆。它有两个关键，一个是注意环境、刷子和被漆物表面的清洁，不能有任何杂质；二是涂漆时，油漆尽量少，涂到即可，千万不能太多，一旦油漆流了，就无法挽救了。
后来，我又在1973年和1978年制作了一个写字台和一个书柜，这样基本家具就都有了。它们都被油漆成了黑红色，家具颜色很协调。

从1975年开始，我就筹划着自己组装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电视机还是新鲜的玩意，只有个别富有的家庭才有，也只是9吋的。当时厂内也只有少数爱好者自己组装电视机，多数是小屏幕的。我要组装的是14吋北京—825型的黑白电视机。北京牌电视机是天津无线电厂的产品，该厂是华夏第一屏的产生地，它生产的北京牌820型35厘米（14吋）电子管黑白电视机，诞生在1958年。北京—825型是北京—820型的改进型，高频头采用了晶体管设计，更省电，更稳定。其它部分都采用电子管线路。

黑白电视机的电器线路主要由1.高频调谐器（高频头）、2.中频放大器、3. 视频检波器、4. 视频放大器、5. 同步分离和扫描电路、6. 伴音通道等部分组成。这台电视机的主要部件有：显像线路及其配件、电源、高低压包、高频头、通道部分等。电源、高低压包、通道部分的元器件都安装在一块底板上，这块底板也是固定显像管的器件，它是由一块厚2毫米的钢板制作成π形。显像线路包括显像管、偏转线圈和锯齿波发生器，它能为高速电子束提供625行25帧的屏幕显示。电源部分能为晶体管、电子管等所有元器件提供电源支持。高低压包提供上万伏特(15kV)的电压，以便产生高速电子束。高频头选择并放大所接收频道的微弱电信号，抑制干扰信号，与天线实现阻抗匹配，保证信号能最有效传输，进行电视信号频率变换。之后再通过中频放大、视频检波和视频放大，由显像管还原成视频图像，由扬声器播放出声音。

电视机的主要零件是显像管，我的14吋显像管是魏惠荣在成都的二哥魏成泰，从国营成都红光电子管厂购买的处理品，他找熟人只花了35元钱，正品的价格在500元左右。处理的原因写的是“碰伤”，实际上是在显像管正面玻璃上有一个气泡，根本不影响使用。

电阻、电容是我平时进城时，到电器元器件商店购买的次品或者处理品，一般都是论包卖，1—2角钱1包，买回来以后从中挑选出我所需要的。电阻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就行，电容用万用表只能简单定性的测量好坏，无法测定它的容量大小，我对万用表进行了简单的改造，可以测量电容的大体容量。经过严格的挑选后就可以保证焊接到电视机上的元件的可靠性。

电源变压器、中频变压器和高低压包都需要自己绕制。电源变压器的制作，首先找到一个满足功率为250瓦左右的旧变压器铁芯，按照初级、次级绕组进行绕制，在绕制过程中要保证层间有良好的绝缘，全部绕制完成以后，再进行整体浸漆。高低压包的绕制要求更髙一些，因为耐压性能要求高，它的骨架要用有机玻璃制作，绝缘层要求也更高，绕制时线与线之间绝对不能搭接，绕制完成以后要烘干，最后还要在有机玻璃水中浸泡，增强它的绝缘性能。偏转线圈的绕制更复杂一些，先用木头加工一个和显像管屁股完全一样的木模，再在木模上按照要求绕制漆包线，绕制完成以后用清漆将绕制好的线圈固定，待清漆硬化以后再将偏转线圈整体浸漆。

安装和焊接的工作量也很大。为了元器件的牢固安装，需要在底板上打孔，由于底板的钢板太薄，普通钻头很难操作，需要把钻头的前端磨成“山”字形，这样可以保证能在薄板上打出漂亮的孔。焊接的工作量更大，我的焊接工作是在1976年的8—9月份进行的，因为刚刚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和四川的松藩地震，西安的人们都住进防震棚里，我是在防震棚里，利用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的2个小时，共计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焊接完了所有线路。焊接时尽量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对于每一个元器件，在焊接之前都先测量一次，确保完好；对于要焊的每一根导线，先用万用表测量它是否正常，然后在两个端头上好焊锡，最后再焊接上去。每天晚上在结束时，都要检查一遍所焊接的电路是否正确。

由于前期工作做的好，我的电视机调试工作很顺利。第一次送电时就测到了电视的伴音，当天晚上就调好了高频头。第二天又对通道进行了调试，很快就找到了图像。之后又用了几天的时间对其它部分（例如扫描线性等）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最后，我又为电视机制作了木质外壳，在前面还安装了有机玻璃罩，在下方安装了旋钮，整体与商品北京—825牌电视机差不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视中开始播放以前的旧电影，我们家每天晚上都像是电影院，邻居的小朋友们，吃过晚饭就拿着小凳子到我们家看电影，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1969年8月我建立了第一本笔记本，在前言里我引用了毛主席的语录：“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使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

“出丑”好像是个不好的名词，但是它对于我们这些“自尊心很强”的人来说，还是多出点丑为好！总不希望在别人面前看出自己的弱点，这是他们的第一大缺点。为了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无知，有时就不懂装懂地搪塞几句。自己不会，又要装懂，一则总会出大丑，二则给自己堵塞了学习的道路。”

青年人要有踏实的作风，不能像浮萍那样总是浮在上面。青年人要有谦虚的态度，不能堵塞成长的道路。要知道自己确实是无知的，不要老想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我怎么行。青年人要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往前看，不要以为“基本要求已经达到，而更高的要求又可望而不可及”!青年人要朴素，享乐不是青年应该追求的。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中国人有个形象的比喻叫“不屈不挠”。这是用以形容人们克服重重困难的坚韧性，在我们工作中的困难也应该以这种精神鞭策自己去克服它。

人的一生中能干几件值得记忆的事情就不是很容易，因此要拼命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

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点！”

“人的精神支柱是理想，人生最大的安慰是工作与奋斗，离开了工作与奋斗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温暖的家庭，温柔的妻子，宝贝的孩子都会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但它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和理想与奋斗相比拟的。”

“‘爬’可以使个人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但人怎么能爬呢？无论是在地上爬，还是立着向上爬！”

“不要奴颜媚骨，不要盛气凌人，不要牢骚太盛，不要利欲熏心！”

“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录黄炎培给儿子的座右铭

“人自出生落地之时起，面对它的便是死亡，应该珍惜一分一秒时间，在四、五十年内，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

“人生的价值在于使社会更美好，个人则从生活中得到应该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欢乐。愿你：记住这峥嵘的岁月，留下那美好的回忆！

——无损检测Ⅱ级考核讲课纪念：（写在送给同事的相册上）

“友谊是一样最神圣的东西，不光是值得特别推崇，而且值得永远赞扬。它是慷慨和荣誉最贤惠的母亲，是感激和仁慈的姊妹，是憎恨和贪婪的死敌。它时时刻刻都准备舍己为人，而且完全出于自愿，不用他人恳求。”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录韩愈《师说》

“人有聪慧和笨拙的差别。我承认自己是个笨人，因此就下笨功夫：不仅珍惜分秒，苦学苦练，而且目不他视，心不他念，集中全部的脑力与精力，边读边写边生活。最终，聪慧的人们成名成家了，我也成名成家了。” ——浩然

我在西安冶金机械厂从1969年至1984年从事技术工作16年，共计记录有13个笔记本，421项记录。其中：无损探伤120条，金相分析113条，机械性能18条，标准13条，电学及其它57条。在探伤和金相分析的233条中，有关白点的分析实验35例，裂纹分析47例。

附：技术工作笔记本总目录（第1至第12本）

探伤

窑车车轮压装时开裂分析……………………………………6—82

有关资料关于冰糖块断口的记载……………………………6—84

郑州铝厂托轮轴疲劳断裂分析………………………………7—12

关于伪共晶体和边际固溶体论述……………………………7—27

关于铁与合金元素的作用……………………………………7—30

关于魏氏组织的成因…………………………………………7—32

摘抄：淬火开裂与变形的防治方法…………………………7—49

摘抄：热处理应力引起的缺陷及防治方法…………………7—54

铸铁中的夹豆缺陷……………………………………………7—77

宽展轧机辊子刷边情况………………………………………7—78

高锰钢碳化物形态及对性能的影响…………………………8—78

铸钢车间天车大行走轮裂纹分析……………………………8—90

西北铜加工厂劳特轧机上轧辊断裂分析………………9（1）—1

西安自行车二厂花盘模（Cr₁₂）淬火裂纹 …………9（1）—26

铸钢件的偏析 …………………………………………9（1）—30

大锻件的偏析与热处理 ………………………………9（1）—33

出口菲律宾4Cr₂₅Ni₂₀Si₂卷筒情况 …………………9（1）—35

试块对接电渣焊焊缝分析报告…………………………9（2）—8

有关高速钢情况介绍 …………………………………9（2）—24

关于车轴白点的工艺试验 ……………………………9（2）—42

主减速机齿圈红装开裂分析 …………………………9（2）—50

大型发电机转子调质工艺探讨 ………………………9（2）—55

碳-锰状态图……………………………………………9（2）—62

出口美国法兰盘形变热处理情况 …………………………10—66

试样加工尺寸图………………………………………………2—6

     《我们的那些年》之七：技术工作

  我在西安冶金机械厂从1969年至1984年从事技术工作16年，共计记录有13个笔记本，421项记录。其中：无损探伤120条，金相分析113条，机械性能18条，标准13条，电学及其它57条。在探伤和金相分析的233条中，有关白点的分析实验35例，裂纹分析47例。
  在上述记录中，无损探伤和失效分析的解剖实例占了绝大部分。其中一部分是我们在无损探伤中要报废的产品或者是在热处理过程中淬裂的工件，在确定报废以后我们再作努力把它做解剖分析；一部分是我们的产品在使用中出现了问题，需要做分析判定双方责任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我在出差或访问用户时，发现的一些典型的我们感兴趣的失效分析例子，我们也会尽量做出分析结论。例如1978年“郑州铝厂托轮轴疲劳断裂分析”，那是我到郑州铝厂作质量访问，厂技术人员反映我们的拖轮轴寿命很短，我看到断轴以后初步判定是疲劳断裂，随即让他们把断轴发往我厂，我们做了探伤、低倍、和金相分析，找到了断轴的原因，改进了工艺，提高了产品质量。这次分析的典型照片也写进了我出版的书刊中。另一个例子是1980年我和一位同事去西北铜加工厂出差，临走前参观了他们用于轧制铜胚的二车间，在车间里我看到了一个断了的大型轧辊，据陪同的技术人员介绍，轧辊是第X重型机械厂提供，新轧辊在无任何异常操作的情况下突然断裂。我当时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请陪同的技术人员帮忙拍摄了断口的照片，从断口的不同部位取了分析试样，还了解了断辊工艺过程和出厂资料。回到西安以后，我们做了全面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轧辊在热处理过程中产生了横向热应力型内裂，从而造成了轧辊的突然断裂。这个案例“西北铜加工厂劳特轧机上轧辊断裂分析”也为许多书刊和杂志所引用。

在对外单位的谈判中，记忆最深刻的有与国内某特大型钢厂的两次交涉。1975年，我们厂在超声波探伤检验中，发现XXXX钢厂生产的重20吨的合金钢连接轴有内部缺陷，供货方认为是夹杂物，属于允许缺陷，不影响使用。我和同事们经过反复检测论证后，判定为内部裂纹，属于不允许缺陷，应该报废。为了慎重起见，两厂签订了协议，决定对该连接轴进行解剖检验。试验结果证明大轴心部果然有严重的内部裂纹。
  另一次是1978年，全国冶金系统联合制造630吨废钢打包机，西安冶金机械厂承担了液压缸体的制造部分，缸体毛坯仍由XXXX钢厂提供，共计30件320吨。我在超声波探伤检验中发现全部有白点，应该报废。就当时国内外资料提供的信息，低碳钢200毫米厚度很少发现白点，而且超声波探伤标准中只能用当量法确定当量大小，一般不容易对性质做出判断。既然确定缺陷是白点，而白点又是锻件中绝对不允许的缺陷，必须全部报废。事关重大，随即由厂方报告了冶金工业部。冶金部要求钢厂迅速派员处理。该厂指派了由试验室探伤、金相专家和锻造厂领导组成的七人代表团来西安谈判。他们经过探伤和多方面了解后，判定为夹层，属于允许缺陷。由于双方的意见不一致，最后决定取样解剖。随即从双方认定的部位取样，做了低倍试验和断口检验，结果证明缸体中有严重的白点。钢厂免费补制了所有毛坯。此后，我们西安冶金机械厂在全国无损探伤界的威信大增。
   在我们企业做解剖分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需要切片，特别是大型工件切片就更费劲。一般是找到有关领导同意做解剖分析，然后去找车间领导安排加工，待安排到具体床子以后，我们会具体向操作者介绍清楚切片要求，甚至要跟着倒班。切片以后还需要上磨床加工，才能做低倍试验。
   西安冶金机械厂没有低倍实验室，我们就土法上马，根据试片的大小我们让结构车间焊接了大、中、小不同的不锈钢酸洗槽，在空地上用砖头把酸洗槽支起，倒入盐酸水溶液，底下用劈柴点上火，待到一定的温度后再把试片放入。酸洗时间到了以后，将试片取出，用准备好的开水冲洗干净，这需要大量的开水，如果刷洗不干净，就会大大影响低倍照片的质量。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开水，我们专门向钣金工师傅请教，学会了水壶的制作，专门制作了2个特大水壶。

由于长期对本专业的专注和努力，我们在“超声波探伤缺陷定性”、“热应力型内裂”和“鸟巢”缺陷等方面有了独到见解，填补了无损检测、断裂失效分析领域这方面的空白。　
  国内同行专家对我多年学术成就给予了较高评价，称其研究课题有三大贡献：一是《钢中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的出版，填补了国内外这方面书籍的空白。通过分析波形特征，总结出钢中主要缺陷的超声波探伤定性图谱，并被广泛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二是大型锻件中“鸟巢”的研究。企业连续出现锻件中的空洞缺陷，给工厂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借助于电子显微镜，找到了产生空洞的原因和预防措施，杜绝了这类缺陷的发生。三是大型锻件热应力型内裂的研究。“热应力型内裂”是由西安冶金机械厂提出并命名的，得到了许多同行的赞同和认可。研究成果也被许多期刊和出版物引用。1991年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钢件的淬火开裂及防止方法》，引用了我们的的观点及照片。1997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金属热处理缺陷分析及案例》，以案例的形式刊登了我的整篇文章。2002年由大连出版社出版的《热处理裂纹分析图谱》引用了我的文章和图片，填补了该图谱大型锻件内裂方面的空白。
  退休后我先后被新疆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聘为专家顾问，被某研究所聘为网络工程师，为他们制作和维护网站，还经常给省内各行业举办的探伤学习班授课，发挥余热。
  在经过了一定的实践经验积累之后，1977年下半年开始，我筹划着写一篇有关白点超声波探伤的论文。我先收集有关的资料，主要是我们自己解剖的实例，然后着手起草。写出初稿以后，自己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很不满意，后来我又修改过几次，仍然不是很满意。有一天我正在修改论文，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孙继川路过我的实验室，于是我把他叫了过来，向他请教如何写论文的问题，他看过我写的文章以后，给我提了三点建议。首先论文要有明确的论点，第二要有充分的论据对论点进行论证，第三文章的段落要清晰，语句要通顺，同一个词最好不要反复出现。我听了他的指点后受益匪浅。于是我又重新修改了我的论文，完稿后我又让我的同事（也是徒弟）们看了稿子，并提出了意见，最后，我把初稿寄给了上海材料研究所主办的《理化检验》杂志。大概在稿件寄出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编辑部的回信，对稿件提出了修改意见。按照编辑部的要求，我又对稿件进行了修改。过了不久，我收到了录用稿件的通知。稿件“白点的超声波探伤”刊登在《理化检验》无损检测分册1978年第1期上，那时落款是“西安冶金机械厂实验室”。看到杂志以后我非常兴奋，一方面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是让我看到了我们厂这方面的工作在全国的水平。我的师傅们和同事们也都为我高兴，在收到16元的稿费以后，我就拿它购买了瓜子糖果之类的食品请客。

我写稿件的顺序是，先构思，选择一些目前国内尚未发表过，我们又有一些实践经验的题目，设计好文章的结构和选用的论据。一般是在前言中阐明论点或要说明的问题，第二段说明试验的基本情况，第三段做一些理论分析或者是提供一些论据，第四段分析结论及预防缺陷产生的措施，最后是参考文献。我每次写完初稿，自己首先看三遍，然后再请二个以上的同行帮助审查并提出意见，这样一来稿件就比较成熟，语法错误也就比较少了。比如像关联词“因为……”“所以……”之类的重复，如果文章实在需要，就改用其他词义相近的词汇。
有了这次经历以后，我对撰写稿件就更有信心了。1979年我在《冶金产品标准化》发表了“多次反射在超声波定性分析上的应用”。1979年我还在《金属热处理》杂志发表了“大锻件热处理过程中的应力与开裂”，1980年在《冶金产品标准化》发表了“白点、发纹对纯弯曲疲劳寿命的影响”，1982年《金属热处理》杂志发表了“大锻件热处理过程中的内裂及其预防”，1983年在《无损检测》杂志发表了“铸铁轧辊宏观缺陷的超声波探伤”，1984年在《理化检验》物理分册发表了“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分析锻件中的‘鸟巢’缺陷”，1985年在《铸造技术》杂志上发表了“大型铸钢轧辊的内裂及其电镜分析”。
另外，我的关于超声波探伤定性问题的文章用连载的方式，在《冶金产品标准化》杂志上连载过4期，它们分别是1985年第11期、12期刊登的“钢中主要缺陷的超声波判定方法[连载]一”和[连载]二；1986年第1期、2期刊登的“钢中主要缺陷的超声波判定方法[连载]三”和[连载]四。主要介绍了钢中的蜂窝状缺陷、白点、缩孔及缩孔残余、裂纹等缺陷的超声波探伤定性判定方法。
  1984年11月在我担任企业领导以后，还发表过几篇文章，它们是：1986年在《冶金设备》杂志刊登“大型冶金轧辊的内裂及电子显微镜分析”，1989年在《冶金设备》杂志刊登“钢中缺陷及对机械制件的影响”。就是在我退休6年以后的2010年，我在《理化检验》物理分册发表了“轧机分配减速箱齿轮轴和齿轮的轮齿堆塌原因分析”，受得了同行们广泛的好评。
   我在专业方面发表的科技论文，请参看附件。

附件：牛俊民历年所发表的科技论文
序号论文题目    发表时间      发表刊物
1. 白点的超声波探伤 1978.3 理化检验
2. 多次反射在超声波定性分析上的应用1979.1冶金产品标准化
3. 大锻件热处理过程中的应力与开裂1979.10 金属热处理
4. 白点、发纹对纯弯曲疲劳寿命的影响1980.10 冶金标准化
5. 大锻件热处理过程中的内裂及其预防 1982.8 金属热处理
6. 铸铁轧辊宏观缺陷及超声波探伤 1982.10 冶金标准化
7. 铸铁轧辊宏观缺陷的超声波探伤 1983.3 无损检测
8. 白点缺陷的超声波探伤1984.1 冶金标准淮化
9. 大型铸钢轧辊的内裂及其电镜分析1985.1 铸造技术
10.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分析锻件中的“鸟巢”缺陷1984.2 理化检验
11. 缩孔与缩孔残余的超声波探伤 1985.3 冶金标准化
12. 钢中主要缺陷的超声波判定方法[连载1]1985.11冶金标准化
13.钢中主要缺陷的超声波判定方法[连载2]1985.12冶金标准化
14.钢中主要缺陷的超声波判定方法[连载3]1986.1冶金标准化
15.钢中主要缺陷的超声波判定方法[连载4]1986.2冶金标准化
16.大型冶金轧辊的内裂及电子显微镜分析1986.2 冶金设备
17.钢中缺陷及对机械制件的影响1989.8 冶金设备
18.轧机分配减速箱齿轮轴和齿轮的轮齿堆塌原因分析2010.1 理化检验

《我们的那些年》之八：出版书籍

自从1968年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想得到一本这样的书，能够把钢材内部的缺陷与超声波探伤的波形联系起来，从而对钢中内部的缺陷进行定性的判断。我到陕西省图书馆查阅，没有找到，我出差到北京、上海，跑遍了图书馆和情报所，同样没有结果。
1981年我已经积累了一些探伤解剖的实例，于是我便产生了写一本这样的书的想法。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下决心花“大价钱”买了3本质量好的稿纸，开始动笔。我构思了书的结构，共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介绍钢中的缺陷，后一部分介绍缺陷与波形之间的对应关系，并用大量的实例加以说明。
从此以后，不管是周日还是假期，也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差，我都把写书稿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那时我的住房很紧张，住在20多平方米的独门独灶的一间房里，两个儿子都已经10多岁了，我只有在灶房里画图和整理资料。
1983年，冶金工业部机动司委托我们厂举办冶金系统无损探伤学习班，厂里让我负责筹办，我就把书稿打印成册，作为辅导材料发给学员，得到了学员们的肯定和好评。讲义的名字为《钢中缺陷及超声波定性探伤》，分上、下两册，共30万字左右。那次学习班办得很成功，在冶金系统里反映强烈，得到了冶金部机动司领导的肯定。
1986年已经担任了厂领导的我去北京开会，顺便去找冶金出版社的张影社长，他看了我的书稿后把一编室的主任叫了过来，向她交代了几句后，就让我跟主任去了一编室，之后又把我引荐给了责任编辑陈保平。陈保平看了我的资料后，给了我一本《译著者须知》，那里有译著者应该知道的一些书稿的规范。

1990.1.21庆贺出书邀请同事吃饺子宴合影
该书可以在网上（超星图书馆）中阅读、下载。

我利用自己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优势，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精选，为在职的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提供学习方便。《资治通鉴》是专门写给皇帝看的，重点阐述了怎样用人，如何做官，怎样治国平天下。在职领导干部一般不容易看懂原文，也没有时间看300万字的译文，翻翻我的这本小册子，就可以了解它的主要内容了。领导者应该看《资治通鉴》，那是中国社会上千年历史的精髓和总结。

《资治通鉴精选》封面

从1997年到2000年我花了3年多的时间，写完了《资治通鉴精选》的书稿，为此我专门购买了一台扫描仪，购买了一本如何排版的电脑书籍，学习了怎样排版和设置页面。我在电脑里设置好页面以后打印出来，找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时认识了社长周某飞，周某飞看了我很正规的书稿打印件，便找来了文史室主任吴某辉。吴主任接待了我，他说用400本书顶作者的稿酬。2000年《资治通鉴精选》出版以后，我把赠送我的书近一半赠送给了厂里的同事和我的朋友，另外一半卖给了单位（含代购），其中莱芜钢铁总厂购买140本发给厂里处级以上干部；海南省委党校100本作为学员的辅导材料；东营市委组织部100本，宁夏某部队购买过3次，共计150本。在书的出版过程中，我夫人魏惠荣为书题写了书名，绘制了全部插图，这里也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好友马锡广、李名岷、郭奎元、吴国干、贾其贤对书的出版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续资治通鉴精选》封面

从2001年到2004年我花了近4年的时间，写完了《续资治通鉴精选》的书稿，还是由我夫人魏惠荣为书题写了书名，绘制了全部插图。还把魏惠荣的画“铁骨生春”作为扉页插图。我又找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这时吴秉辉已经成了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因此我们很快就签订了出版合同。出版社仍然给了我400本赠书，我也把赠书送给了厂里的同事和我的朋友们。
　

《续资治通鉴精选》封底扉页上的国画《铁骨生春》

2011年初，我看到朋友夏纪真网站上刊登他出版了2本书的信息，联想到我的《钢中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近年来在网上很受欢迎，就去电子邮件向他询问有关书籍出版的问题，他很快就回复了邮件，讲了图书的再版最好找原来出版社，若原来出版社不予再版才可以找其它出版社。于是我先给该书的原责任编辑陈保平去了电子邮件，询问了有关再版的问题。后来她告诉我她已经把我的邮件转给了出版社。
几天后，出版社的谭总编给我回了邮件，主要内容是说他们对再版有兴趣，但是要求再版内容要有30%以上的修订量，主要是增加在探伤工艺，探伤设备，探伤自动化方面和应用新工艺、新设备等方面的内容。我在邮件中还咨询了有关出版的费用问题，谭总编的答复是“您可以将书修订后交我社出版，稿费按定价×销售册数×6%支付，每销售1000册结算一次。”
我又给陈保平去电话，征求她的意见，她也认为应该增加一些新内容，并且建议我增加一些有关新兴产业的探伤内容，例如高铁、核电、风电等方面的超声波探伤。
很长时间，我没有给出版社回复，原因是我退休近10年了，对超声波探伤的新工艺、新设备并不是很了解，手头缺乏相关资料，要更新30%以上内容困难非常大，我经过考虑，准备放弃。
2011年2月的一天，我去儿子魏小征家看孙子，在与小征的交谈中，他建议我与他人合作再版，更新部分请别人撰写，联合署名。于是我就在当天找了我在陕西省无损检测学会里的朋友马剑民，他原是学会的理事长，他们西安热工研究院又是在电力行业的牵头单位，无损探伤搞得好，在电力行业代表着国内先进水平。说明了来意以后，他向我推荐了一个年轻人蔡晖。
蔡晖很快与我联系，他同意撰写发电设备（含核电和风电）的超声波探伤。撰写高铁设备的超声波探伤他没有接受，这一部分我只有自己撰写。
经过一段工作以后，我给谭总编汇报了我对再版《钢中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一书的意见，2011年4月12日谭总编给我回复了邮件，表示同意我的修改方案。
于是我委托蔡晖撰写电力设备的超声波探伤，高铁设备的超声波探伤由我自己撰写。从4月初到7月上旬，68岁的我每天上午2个小时趴在电脑前，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撰写完了这部分内容。
首先我在网上搜索有关高铁探伤方面的最新文章，发现大部分论文都能在“中国知网”上下载，我将下载的文章筛选，选出5篇近年来发表的有关高铁铁轨，车轴，车轮等设备和部件的最新探伤方法和探伤工艺的文章，经过取舍，编辑而成。
在考虑再版时，我曾经征求过探伤界的好友探伤专家申福兴的意见，他建议我在附录里增加有关钢铁材料缺陷名词及相关术语，以便让搞探伤的人了解钢的缺陷时更方便一些。于是我编写了附录-3常用钢铁材料缺陷及相关术语。
蔡晖也于7月中旬把稿子寄了过来，我看过以后，又让他做了一些修改。
对于原书中内容，我仔细地进行了一遍修订，需要更新的部分我都进行了更新，附录-1，附录-2里原来的旧标准都换成了新标准，对于书后面的参考文献进行了补充。
书中的照片原件，出版社说已经无法找到。我只有自己重新整理，找到了90%左右的原始照片，并将这些照片用扫描仪扫描成电子图像，剩余部分的照片由电子版的超星图书中转换过来。
2011年8月，我把《钢中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第2版的照片和书稿更新的内容，刻录在1张光盘上，连同书稿的纸质稿件，一同寄给了出版社。

《钢中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第2版封面

以后的2个多月中，我也再也没有与出版社联系过。直到2011年10月25日，冶金出版社一编室的曾媛给我寄来了出版合同，这件事正式确定了下来。
后来的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责任编辑曾媛和出版社抓得很紧，在经过我2次校对之后，与2012年4月底按照合同出版了图书。我也尽我的力量在网络上对该书的出版进行了推介。
书籍销售不错，我选了一些京东商城部分网友的评价：
“此书的第一版是在大学的时候读的，内容非常好，受益匪浅，可惜还要还回图书馆，看到推出了第二版，非常的兴奋，一定好好再读读，此书是非常有用的UT小百科。”
“本书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对缺陷的定性。这些知识的系统梳理，几十元的售价就相当于白送。强力推荐本工具书。”
“这方面的书很少，这本书讲得非常好。”
“很不错的书，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我们的那些年》之九：走上领导岗位

在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指导下，1984年是我国推进新老干部交替最为迅速的一年。这一年，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西安冶金机械厂的新领导班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建的，这个班子是冶金部继鞍钢之后，第二个不搞过渡的班子。就是班子的主要领导都进行了年轻化，党委书记张某成43岁，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厂长江某圣42岁，北京钢铁学院研究生毕业；生产副厂长刘某叙38岁，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后勤副厂长张某三43岁，北京钢铁学院本科毕业；还有几位上届班子留下来的老领导，他们担任总工程师，副厂长，总会计师和工会主席职务。

我是在这次调整中被提拔到党委副书记岗位上来的，那一年我40岁。这件事带有偶然性，当时老班子在推荐后备干部时并没有我，据说是推荐的我厂的黄某蒙，他因为党龄不够3年，按照党章规定不能担任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主持班子考察的时任冶金部人事司司长的徐大铨，便调阅了民意测评时对厂级领导后备干部的推荐结果，发现我的票数比较高。随即查看了我的档案，发现我是清华大学毕业，在中学和大学都担任过干部，来厂后又当过10年的厂级先进。考察组经过研究决定推荐我作为党委副书记的人选，报冶金部党组研究决定。

1984年11月我去四川乐山参加“第二届全国电子显微镜经验交流会”，会上我发表了“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分析轧辊内部缺陷”的论文。我回到西安后就听说这次新班子里有我。我不相信，认为没有可能。我当时并不是中层干部，只是个大组长，管实验室里的探伤、金相、机械性能实验，也就是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后来听很多人都这么说，我也有点怀疑了。一周以后的11月11日，冶金部人事司司长徐大铨，机动司司长曹素荣找我和刘某叙、张某三同志谈话，宣布我们三个进新班子。新班子由7人组成：党委书记张某成，副书记牛俊民；厂长江某圣，副厂长黄某人，刘某叙，程某凯，张某三。党委常委有张某成，牛俊民，江某圣，黄某人老常委骆某智，粱某泮。

新班子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并颁布了“厂级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守则”，对班子成员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廉洁从政方面提出了要求，并接受群众监督。（参阅本篇附录）。第二件事就是颁布了厂部关于“设立改革建议奖”的决定，发动群众为搞好企业积极建言献策。班子成员个个信心满满，决心大干一场。

从专业人员到领导管理干部，跨度非常大，为适应新的岗位，我努力学习，希望尽快适应新角色。我工作认真，清正廉洁，待人平和，团结同志。主管的厂科协取得了全国“讲理想，比贡献”金牛奖，我出席了全国“讲理想，比贡献”表彰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我的工作和为人受到了党员和职工的充分肯定，在职期间的三次党代会选举中，我的得票数都名列前茅。

就在胡某海来上任之前，冶金部人事司和冶金设备制造总公司来厂考察班子，冶金设备制造总公司总经理曹素荣派总工程师鲍德高找我谈话说，“现在企业比较困难，班子内部也不是很团结，职工干部对主要领导意见较大，班子也该作调整了。曹司长（原称谓）觉得你能团结同志，是个老同志，又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想推荐你当厂长，请你考虑一下，一周以后给我答复。”我当即说，“鲍总，我不用考虑，现在就给你答复。我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但我干不了这个职务。”当时我还讲了几条理由，其中主要说了我不适合做一把手，做副手，配合别人，或者从事技术工作可能更适合我。

一.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觉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我厂实际出发，锐意改革，勇于创新。

二.自觉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光明磊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三.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作风民主，不偏听偏信，不摆官架子，不乱批条子乱许愿。

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坚持任人唯贤，坚持党的干部标准和组织原则，在提拔和使用干部中做到公道、正派。

五.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过好民主生活会，自觉增进领导班子的团结。

六.不以权谋私，不动辄训人，不讲排场，不摆阔气，在子女安置，住房等方面决不搞特殊化，不为私事用车，在用车紧张时，优先安排离休、离职的老干部。

八.精减会议，精减文件，不搞“文山会海”，努力提高办事效率。

1996年11月，冶金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机械学组年会，在邢台冶金机械轧辊厂举办。参加会议的大多是各厂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宣传部长，这是一个供政工干部交流思想的平台，在那个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年代，这也是他们最轻松的时候，大家可以敞开思想谈看法，不必有所顾忌。除了交流经验发表论文以外，主办者总会安排一些活动，也是大家最放松的时候。

这次会议我和宣传部刘建成同志一起参加，我们提前一天到达，按照惯例我们厂是组长单位，要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主持召开预备会议。常州冶金机械厂是副组长单位，他们厂的党委书记付银生也提前一天到达，我们俩就住在一个房间里，因为是已经有多年交往的老朋友了，晚上闲聊时我向他谈了我想退下来的想法。付银生没有正面回答我，但从他的话语里我感觉到他并不同意我的想法。他是我们行业里最年轻的书记，那时正踌躇满志，后来他又当了多年的厂长，而且干得也确实很好。

会议开完以后，我和刘建成一起乘坐火车去了北京，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和刘建成谈了我要退下来的想法，他也反对，认为我年龄还不大，在职工中和冶金部领导中印象都不错。我跟他讲了我的理由，强调了企业是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应该年轻化，并且要有梯队，我们上来时年龄才40岁左右，现在都50多岁了，应该让40岁甚至30多岁的年轻干部早一点进入领导班子，使他们早一点得到锻炼，以便能实现领导班子的顺利交接。我还讲了我进入领导班子时的无奈，我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给自己留出一些自由的时间。

到达北京之后，我马上就去找徐大铨副部长，前面已经说过，我和徐部长有一些特殊的关系，比较熟悉。见到他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我要退下来的想法，徐部长问我：小牛，你多大年龄？我说我53岁了。他说53岁还可以干两届，至少也可以干一届嘛。我讲了我要退下来的三条理由，第一我身体不好；第二目前班子成员年龄没有梯队，缺少年轻干部；第三我内心里并不喜欢干目前所从事的工作。这是我向徐部长讲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也确实是我的内心所想。还有一条理由我没有说，就是为企业付出太多了，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参加了三届党委，其中后两届因为厂长、党委书记一肩挑，都是由我主持党委日常工作，很多棘手的事情都是由我来协调处理。在我编著的《续资治通鉴精选》里我曾有这样一段评论，“不想谋私的人把权力当作奉献社会、报效国家的机会，它带给个人的只是付出和责任。因此，他也就不把官位的升降看的太重；想要谋私的人把权力当作名利双收的工具。它带给个人的是光宗耀祖，荣华富贵。这种人一旦失去权力就会如丧考妣。”这是我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我当时感觉到，徐部长虽然没有说同意我的看法，但他看出了我要求退下来的诚意。

1997年3月我和经营处的三位同志去东北催要货款，3月28日回到北京。正赶上冶金部人事司找就要上任的新班子党政一把手谈话。下一任的厂长是周合洲；党委书记是程敏直。人事司的司长刘振江知道我来了北京，也约我谈话，他首先说明这次调整班子的理由是原来的班子没有把企业搞好，党政领导要负主要责任，当然主要责任是厂长兼党委书记胡宝海，下来就是主持党委日常工作的你。这次谈话刘振江连一句暖心的官话都没有。

正赶上我厂机修分厂的厂长雷鸣带队到东北学习路过北京，请我一起吃饭。他们还不知道我要退下来的事情，当时我心中虽然有些委屈，但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他们心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会退下来。饭后我回到地兴居驻京办事处的宿舍，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尽管退下来是我自己要求的，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脑海中依然是翻江倒海，首先是对刘振江的谈话很有意见，心中很是委屈；之后想到我怎样从一个一般干部直接提拔到地师级副职，十三年的大事小情一幕幕地过电影，后来又想到退二线到退休这七年怎样安排，等等。事情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我提醒自己该睡了，但是兴奋一直困扰着我，再后来可能是太累了，转换成迷迷糊糊似睡似醒，直到看到窗户外面天色发亮。

吃过早饭以后，我直接去了冶金部，找到人事司的办公室主任张晓明，他们都与我比较熟，我说我想找管干部的副部长王万宾谈谈。主任说，好吧，我去看看王部长有没有时间。过了不久，主任就通知我去王万宾部长的办公室。王万宾见到我，问了我的姓名，很客气地让我坐下，他先让我说，我先说了刘振江与我谈话的内容和我去年11月找徐大铨副部长谈话的内容，并谈了对刘振江谈话的意见。王万宾原是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党委书记，是不久前调往冶金部担任副部长的，他毕竟是从企业提拔上来的干部，体验过在企业当领导的难处，说了许多肯定的官话和许多安慰的话，这样我的心情就好多了。之后我又去了冶金部的有关司局，像冶金设备制造总公司，冶金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老干部局等做了最后的告别。在冶金设备制造总公司，退下来的原总经理，也是我们原机动司的老司长曹素荣与我谈了很久，他告诉我，他退下来以后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不再分管具体业务，对新领导分配的任务采取一事一办原则；二是不干预干部的任免。他的这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997年4月2日上午，冶金部设备制造总公司经理金忠、党委书记申铁勋在班子成员中宣布了冶金部党组的决定：周合洲同志任西安冶金机械厂厂长，程敏直同志任西安冶金机械厂党委书记，李毓芬同志任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张多三、牛俊民同志改任副厂级调研员…，之后有关人员都表了态。

1997年4月2日下午召开全厂中层干部大会，宣布班子调整决定。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非常感谢部党组同意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去年有关上级领导来我厂考察班子，我经过慎重考虑后，向考察组的同志正式谈了我要求从领导班子退下来的想法，之后又向胡宝海同志汇报了这件事；同时也与周合洲同志交换了意见，合洲同志希望我最好再留任一届，当时我提出了两条，一条是不再进领导班子核心层，也就是不再担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职务；第二条是55岁我一定要退下来。后来和敏直同志也交换过意见，我说，新班子刚刚有一个比较满意的方案，来之不易，你和合洲都不要再推辞。去年11月我出差时路过北京，找了有关司局的领导，还找了徐大铨副部长谈了要求退下了的事。

我要求退出领导岗位除了个人因素以外，从工作考虑主要是以下两点：一点是有利于新上来的同志放手工作，毕竟我已经担任过三届领导，和他们过去曾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第二点是想老同志早一点退下来，可以让较多年轻同志进到领导班子中来，形成50岁左右和40岁左右一半对一半的格局，这样对企业的稳定和发展可能更好一些。

第二，我十分感谢各位领导和同事多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从1984年11月13日我从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提拔到厂级领导岗位，到今天应该是12年4个月零20天。这10多年来我在工作中有做的不周、不到、不对的地方，看在都是为了工作的份上请大家谅解；在我兼任纪委书记10多年里，共处分过党员和干部40人，处分中层干部12人，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15人，查处大要案5起。我想，处分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党纪，教育党员教育自己，绝无个人恩怨，希望同志们能够理解。

第三，希望大家都要全力支持新班子的工作。调整后的新班子是个很有希望的班子，特别是合洲和敏直同志，都是事业心比较强、能力也比较强的好同志，我也向有关领导多次推荐过。大家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个领导集体。维护班子的声誉就是维护企业的声誉，就是维护我们自身的利益。我衷心地希望我曾奉献过青春年华的西安冶金机械厂，能尽快渡过难关，走向辉煌！

我回忆了一下我工作后的近30年，主要做了两件事：前10几年做技术工作，自认为还能算上是一个合格的技术人员；后10几年做领导工作，虽然是尽心尽力了，我自认为还算不上是个合格的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今后我要努力争取做一个合格的调研员，为企业和社会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请允许我再一次向那些为我工作、思想、生活、家庭提供过帮助和支持的同志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牛俊民：不懈地追”求刊登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山东省广饶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广饶的骄傲》一书中，广饶县委宣传部供稿，刊登时版面有所变动。）

人物小传

牛俊民 1944年8月生,广饶县花官乡封家村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金属学及金属材料专业。原任西安冶金机械厂党委副书记、陕西省机械工程学会无损检测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68至1984年在企业从事技术工作,研究重点是金属制件失效分析和超声探伤的定性问题。出版专著《钢中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40万字,冶金工业出版社,1990年)。1978至1989年在全国Ⅱ级以上杂志发表科技论文17篇,主要有:《白点的超声波探伤》、《大锻件热处理过程中的应力与开裂》、《白点、发纹对纯弯曲疲劳寿命的影响》、《铸铁轧辊宏观缺陷及超声波探伤》、《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分析锻件中的‘鸟巢’缺陷》、《大型铸钢轧辊的内裂及电镜分析》、《钢中缺陷及对机械制件的影响》等。1984至1997年从事企业领导工作。1997年至今从事中国古代史的学习研究，出版专著《资治通鉴精选》、《续资治通鉴精选》等。

清华园的第一个广饶学子

虽然眼下距牛俊民清华大学毕业已有近四十个年头，但他作为广饶县考入清华的第一人，不仅影响着全县六十年代的众多莘莘学子，而且永远载入广饶的史册，成为广饶学子的学习榜样。

1944年8月，牛俊民出生于广饶县花官乡封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兄妹五个，牛俊民行二。1957年小学毕业后，他以花官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广饶一中初中部。他的中学时代，正处于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像不出有多么艰苦，当时在山东每人每天粮食只有二两，草根树皮都成了好东西。由于饥饿和疾病，牛俊民家在半个月内就失去了两位亲人。他的母亲在1961年去世，当时他的小妹妹年仅7岁，家境贫寒，生活困难，可想而知。艰难困苦锻炼了他坚韧的性格，苦难的经历成了他人生宝贵的财富，生活的磨砺使他养成了外圆内方的个性。性格执着的牛俊民认准了一条路：发奋读书，改变命运，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献身民众。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偏爱理科，喜读名人传记，崇拜科学家。1963年，牛俊民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冶金系金属学及金属材料专业，毕业后就职于西安冶金机械厂，一干就是四十个春秋。

2001受到陕西省省长贾治邦接见

衣带渐宽终不悔

牛俊民自1968年清华大学毕业至1984年，一直在企业从事技术工作，专业是材料的无损检测和失效分析，他非常喜欢自己的专业。七十年代，在企业许多试验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他与同事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取得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圆满完成了企业的各项试验分析任务，曾多次立功受奖。并在1990年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专著《钢中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40万字），他先后发表科技论文17篇，引起国内同行注目。

可以说，牛俊民将全部青春年华献给了冶金事业，在他奋斗的工作进程中有许多事情仍然历历在目。其中与国内某特大钢厂的两次交涉更是记忆犹新。那是1975年的事情，一次西安厂在超声波探伤检验中，发现XXXX钢厂生产的重20吨的合金钢连接轴有内部缺陷，供货方认为是夹杂物，属于允许缺陷，不影响使用。经验丰富的牛俊民和同事们经过反复检测论证后，判定为内部裂纹，属于不允许缺陷，应该报废。为了慎重起见，两厂签订了协议，决定对该连接轴进行解剖检验。试验结果出来了，大家拭目以待：大轴果然有严重的内部裂纹。西安冶金机械厂全体在场人员不禁嘑了一口长气。这次他不仅维护了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也为本厂争得了荣誉。

无独有偶，1978年全国冶金系统联合制造630吨废钢打包机，西安冶金机械厂承担了液压缸体的制造部分，缸体毛坯仍由XXXX钢厂提供，共计30件320吨。牛俊民在超声波探伤检验中发现全部有白点，应该报废。就当时国内外资料提供的信息，低碳钢200毫米厚度很少发现白点，而且超声波探伤标准中只能用当量法确定当量大小，一般不容易对性质做出判断。既然确定缺陷是白点，而白点又是锻件中绝对不允许的缺陷，必须全部报废。事关重大，随即由厂方报告了冶金工业部。冶金部要求钢厂迅速派员处理，该钢厂指派了由试验室探伤、金相专家和锻造厂领导组成的七人代表团来西安谈判。他们经过探伤和多方面了解后，判定为夹层，属于允许缺陷。由于双方的意见不一致，最后决定取样解剖。随即从双方认定的部位取样，做了低倍试验和断口检验，结果证明缸体中有严重的白点。XXXX钢厂免费补制了所有毛坯。由此，西安冶金机械厂在全国无损探伤界的威信大增。

由于长期从事本专业的技术工作，牛俊民具备了较好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专业及相关学科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其中“超声波探伤缺陷定性”、 “热应力型内裂”和“鸟巢”缺陷等学术论点及独到见解填补了无损检测、断裂失效分析领域的空白。成为全国材料缺陷失效分析和无损检测技术领域的专家。　

国内许多专家对牛俊民学术成就都给予高度评价，称其研究课题有三大贡献：一是《钢中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的出版，填补了国内外这方面书籍的空白。通过分析波形特征，总结出钢中主要缺陷的超声波探伤定性图谱，并被广泛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二是大型锻件中“鸟巢”的研究。企业连续出现锻件中的空洞缺陷，给工厂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借助于电子显微镜，找到了产生空洞的原因和预防措施，杜绝了这类缺陷的发生。三是大型锻件热应力型内裂的研究。“热应力型内裂”是由西安冶金机械厂提出并命名的，得到了许多同行的赞同和认可。他的科技成果也被许多期刊和出版物引用。1991年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钢件的淬火开裂及防止方法》，引用了牛俊民的观点及照片。1997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金属热处理缺陷分析及案例》，以案例的形式刊登了他的整篇文章。2002年由大连出版社出版的《热处理裂纹分析图谱》引用了他的文章和图片，填补了该图谱大型锻件内裂方面的空白。

1989与时任监察部长的何勇同志合影

在1984年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大潮中，牛俊民由一个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提拔为西安冶金机械厂党委副书记（原西安冶金机械厂为冶金部直属大Ⅰ类企业、地师级）。面对自己热爱的技术专业，他服从组织分配，大胆地进入新的角色。从专业人员到领导管理干部，跨度非常大，为适应新的岗位，牛俊民努力学习，很快适应了新角色。他工作认真，精益求精，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待人平和，团结同志。主管的厂科协取得了全国“讲理想，比贡献”金牛奖，他也出席了全国“讲理想，比贡献”表彰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他的工作和为人受到了党员和职工的充分肯定，在职期间的三次党代会选举中，他的得票数都名列前茅。他撰写的“德先才后”、“古人廉洁二三事”、“《资治通鉴》的用人之道”等论述文章先后发表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和《党风与廉政》等杂志上。

1992与陕西省张斌省长剪裁

1997年，为了企业领导班子年轻化，53岁的他向冶金部领导主动提出退出领导班子。退居二线以后，他仍能严格要求自己，按时上下班，共计7年。他全力支持新的领导班子，并为他们分担力所能及的工作。

牛俊民同志的业绩收录到《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中国专家人才卷；《世界名人录》第十版；《中国国情报告.专家学者卷》；《中国世纪专家》第四卷；《中国当代杰出共产党人》人物业绩卷。

夕阳无限尽朝辉

退居二线以后，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如何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成为摆在牛俊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他选择了两种既有兴趣又有意义的工作：一个是利用自己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优势，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精选，为在职的领导干部提供学习方便。于是他从1997年至2000年用了三年半的时间编著了《资治通鉴精选》（30万字），该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之后又用了四年的时间编写了《续资治通鉴精选》（40万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另一项爱好是学习微机，1998年开始，牛俊民从一个电脑盲变为现在基本精通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网络工程师。他不耻下问，曾向办公室的打字员询问输入法；向计算机专家学习硬件故障的排除；向网络专家请教网站的设计与制作。他现在能处理、排版各种文档；设计网站，制作网页；图片处理以及平面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网站维护。电脑硬件安装与维护；系统和软件安装；常见故障排除等。为使电脑初学者快速入门，牛俊民自编了一份《电脑初学者快速入门》教材，用24学时掌握电脑的使用，文档的编排，图片的处理和上网、发收电子邮件等，他还为自己设计了网站（牛俊民网站），给生活平添了许多生活乐趣。

1995与冶金部徐大铨部长合影

牛俊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和妻子魏惠荣都是广饶一中的校友，青梅竹马，1970年结婚以后，生有两个孩子。魏惠荣聪明、能干、贤惠，特别是丈夫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工作繁忙，她担负着家庭和教育子女的重担，两个孩子的成长与她的教育、关心和爱护有着密切的关系。长子魏小征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为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工作部副主任；次子牛小骥是清华大学精仪系导航专业博士研究生，就职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夫妻俩在事业上互相支持，1990年牛俊民出版《钢中缺陷的超声波定性探伤》时，魏惠荣曾为他誊写了全部的稿件；2000年和2005年出版《资治通鉴精选》、《续资治通鉴精选》时，魏惠荣为他题写了书名、绘制了全部插图。丈夫决定提前退出领导班子，她也表示理解和支持。在处理家庭关系问题上，她也表现出宽容和大度，牛俊民家在农村，兄弟姐妹多，事情也多，她总是提前做出安排。牛俊民担心魏惠荣退休后会寂寞，支持她参加老年大学学习书画，并为她亲自设计制作了惠荣书画网站（惠荣书画网站）。

牛俊民经常有这样一些感慨。“人自坠地之日起，面对的就是死亡。人生短暂，要珍惜时间，排除干扰，目不它视，心不它念，干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人生值得回忆的事情并不多，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是最大的幸福。要审时度势，根据客观可能和自己的努力，把握关键的几步，实现自我价值。名利和金钱都是身外之物，不可以没有。没有它们你的人生目标很可能难以实现。但是，对它们又不能苛求，过分苛求就会给你造成无谓的伤害。常了望终点，倍加珍惜人生，使你的存在为社会增添更多美好！”

1998牛俊民全家年在清华园二校门

牛俊民魏惠荣现在已经做爷爷奶奶了，两个孙子都非常活泼可爱，每到周末会和孩子们团聚，其乐融融。他们经常给孩子们拍照、录像，并定时发送到因特网上，供亲朋好友们访问下载；每到周末还会让孙子与在海外的父母视频，在网上见面。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牛俊民退休以后，被新疆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聘为专家顾问，被某研究所聘为网络工程师，每年都有各行业举办的探伤学习班请他授课，继续发挥余热。他常说，是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贫苦的农村孩子，培养成为了一名专家教授，我的这点知识，要还给社会，不要把它带到棺材里去。

《附录》二：回忆求学之路

       牛俊民头像

起名

我出生在山东省广饶县碑寺口村，我家世代农民，往上数五辈没有识字的。1944年农历8月13日，已经有一个6岁女儿（我姐姐）的父母又生下了我。我是男孩，有“重男轻女”思想的家里人都特别高兴。到了1945年日本鬼子在碑寺口修炮楼，我们全家都逃到姥姥家——离碑寺口三里路的封家村。我姥爷（外公）、姥姥就我母亲一个女儿，借此我父亲就很不情愿地被“招养老”。我老爷视我为掌上明珠，谁也碰不得，都七八岁的我，每天晚饭后都坐在老爷的怀里数星星。记得有一次，门外的广场上倒了一车盖房子用的土，我和小伙伴们一块玩起了过家家，一不小心我把一个小朋友的手用刀扎破了，父亲因此打了我。老爷知道后很不高兴，很长时间不和父亲说话。
父亲有大号，叫牛树丰（1915—1993），是扛长工的贫农出身，老实本分的庄稼人，除了种地养家糊口外，没有什么别的本事。他的政治地位不低，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支前的担架队，农业合作化以后是贫农协会的委员。他有两个爱好，一是喜欢抽烟，家贫买不起烟卷，都是拿烟叶用纸卷起来抽，以至于在我上大学期间，经我同意把我中学以前的课本、作业本的纸全部用完。第二个爱好是听“闲书”，所谓听“闲书”就是在农闲时和晚上，乡亲们聚在一家，听识字的人念像《封神榜》、《七侠五义》之类的书，他们听了一遍又一遍，以至于书本都烂的卷了起来，仍然是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父亲没有什么坏毛病，有一次，母亲突然问父亲：“你是不是赌钱了？”，父亲吞吞吐吐地回答“是”，并且强调只有一次。最终父亲把赢来的钱乖乖地交给了母亲。母亲没有大号，习惯地叫牛张氏（1917—1961），小名叫“尊”，尊严的尊。她模样俊俏，大眼睛，双眼皮，是个贤妻良母，能忍辱负重，手不笨，针线活做的也好。
我八岁上小学，当时的老师叫封长清，他非常喜欢我。一年级因为我学习好，让我直接跳到三年级。我的大字描红写的也好，经常当作范文在校内展出。我的名字是封长清给起的，我父亲和母亲都是文盲，大字不识几个，他们给我起的乳名为“憨”，就是老实憨厚的意思，没有能力给我起大号。我自己想了一个名字“牛俊明”，认为“俊”和“明”都是很好的字。封长清老师认为叫“牛俊民”好，我也不懂，就依了老师。不久老师自杀了，据说是因为有历史问题，压力太大。之后，我的师母就成了坏分子的家属。失去生活来源的她靠用缝纫机给别人做些针线活维生，每次见到我都对我说些鼓励的话，希望我长大后能有出息。封长清老师去世以后，上面很快又派了一位家在外地姓孙的先生，他不能每天回家，就住在学校的西厢房里。其实所谓学校，就是一个大户的院，有三间朝南的正房算是教室，东厢房是老师的办公室。孙先生不能每天回家吃饭，就得给学生们家派饭，每家一天。出于对先生这个职业的崇敬，也或许是为了孩子，这些贫困的家庭都是用最好的饭食招待先生。


             左：父亲牛树丰；右：母亲牛张氏（合成像）

高小

1955年，11岁的我考上了来家高级完全小学（高小）。高小离我们村12里路，需要把一周的干粮都带到学校里去，冬天还好，每到夏天后半周时干粮已经变馊。至于蔬菜，那就根本谈不上，只能带一些咸菜疙瘩，有时冲点盐水喝。住宿条件也很差，冬天宿舍里没有取暖的东西，我有时甚至冻得整夜睡不着。更惨的是我有尿床的毛病，尿床后第二天又不好意思拿出去晾晒，被褥总是潮湿的，久而久之，落下了胯骨麻木的毛病，以至于60岁以后的我仍受其困扰。
高小时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学习比较轻松，在我们年级四个班中我的成绩总是遥遥领先，老师们也都喜欢我，同情我，支持我。有时候他们会送我馒头吃，尽管他们每月只有很少的馒头票。
暑假里，我一般是帮助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话。有一次到我姐姐家住了几天，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姐姐家离封家村4里路，姐夫齐龙增是乡卫生院的一名医生，非农业户口。他的爷爷是一位老中医，姐夫从小没有读几年书，就跟着爷爷学习中医，妇科是他的专长。因为是医生，需要各村跑，他有一辆加重的“金鹿”牌自行车。开始学车，我们找了一个很大的场院，姐夫在后面抓着后座，我骑在车上，我的身子总是歪的，姐夫扶着时还能走几步，一旦松手，我马上就会摔倒。这样连续学了两天，没有一点进展，姐夫没有信心了，我也有点动摇，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笨，那么多的人都能学会的事，我难道就学不会吗？第三次，仍然是姐夫扶着车让我骑，骑了很久，我突然发现姐夫已经不扶了，之后我就逐渐找到感觉了。学车的事让我觉得：别人能会的事，我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学会。


         左：高小毕业照；中：初中毕业照；右：高中毕业照

初中

1957年的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省广饶中学（即后来的广饶县第一中学）。这是来家完小和我所在的六区（一个区包含几个乡）唯一一个考上广饶一中的学生，乡亲们知道了都表示庆贺。家中贫困的父亲，并没有表现出多么高兴，他为报名时要交的20元钱犯愁。乡亲们和亲朋们都认为应该去上，可家里只有5元钱，还差15元怎么办？父亲去碑寺口村我爷爷家借了5元，又去我姐姐家借了5元，另外5元还是没有着落，回到家里又看到我为难地抹眼泪，很快就决定放弃了，当天我就和母亲一起下地干活去了。不料父亲去爷爷家还钱的时候，被我爷爷训了一顿，无奈，父亲又把钱拿了回来，想办法凑齐了20元钱，又决定去学校报道。
我们家离广饶一中45里路，是父亲用毛驴送我去的。一路上父亲牵着驴，我骑在驴背上，走到半路上，我们实在太累了，停下来休息。父亲告诉我，走累了坐下来休息时不能脱袜子，容易受风，他的这些经验让我一辈子受用。从来没有去过县城的我，进城后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好不容易找到了广饶一中，它原来是一家老当铺院落，解放后没收归公作了学校。学校分前后院，前院是老师们办公的地方，后院是教室和操场。我们从北门进了后院。看到有毛驴来送学生报道，许多人都很诧异，也有好奇的过来看。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有一位高年级女生走过来和蔼地说：“大爷，是来报到的吗？”我们说：“是”。她就引领我报了到，还主动借给我学校的饭票。她叫张伟华，后来在一次学校的联欢会上我看到了她优美的舞蹈听到了她悦耳的歌声。半个世纪以后，在我回忆当年时，我曾在网上输入“山东广饶张伟华”，没有找到她的消息，这个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也不知道她的近况如何，再也没有机会说声谢谢了！
考入初中，我学习仍然很努力，成绩也很好，不久就成了班上的学习委员。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是赵洪杰，他对同学们都很好；团支部书记叫张玉荣，她泼辣能干，有工作能力，学习也不错，她是我后来入团时的介绍人。我们班女生不少，约占三分之一。男生们个个都很聪明，但有些捣蛋，几乎给所有的女生都起了外号。我性格平和，学习成绩又好，女生们和我的关系都不错。
初中的生活仍然很艰苦，家庭贫困的学生每月国家给6元钱的补贴，我就是靠这钱维持一个月的生活。那时每人每月定量30斤粮，长身体的学生们都不够吃。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每个周日可以从家里带些干粮来作为补贴。我家中困难，没有补充，经常在上课时肚子里就开始呱呱叫，好不容易盼到开饭，总希望自己能分到一块大的发糕，一碗稀饭也很想得到稠一点的。住宿条件虽然比高小时有很大改善，仍然是住集体宿舍和睡硬板床。我的褥子和棉被都很薄，屋里也没有取暖，经常刚刚睡着就被冻醒，发现自己的腿脚还都是冰凉的，无奈只有把腿蜷起来，这样往往也不能解决问题。
十四五岁的我经常想家。记得有一个周六，我本不打算回家，但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看到别的同学都回家了，一股想家的心绪袭上心头，无法控制，于是我就临时决定回家。本想向别人借一辆自行车，但是没有借到。我自己就一个人匆匆忙忙地上了路，大概走了一半路程时天就黑了下来。我走在引黄灌溉修造的干渠上，周围一片漆黑，只有很远处的村落隐约看到一点灯光，还不时听得野兽的叫声和看到坟地里跳动的磷火。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恐惧，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追我，其实那声音是我走路时发出的。也不知走了多久，我终于走到了我们村边的我熟悉的那个湾，那是我儿时经常玩耍的地方，我摸黑走着，突然脚下一滑，差一点滑到一口野井（不是吃水用的井）里，我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回到家里，我一屁股瘫坐在炕沿上，我的棉衣已经全湿透了，母亲望着我，我看到了母亲那又喜悦又心痛的目光。
初中二年级的那个暑假，为了筹措开学的一些费用，我决定利用假期自己挣一点钱。于是我到我们家乡所说的“洼”地里割了一车青草，用独轮架子车推着，走50多里路送到县城去卖掉，据说能卖5元钱。我的推车技术不好，开始总是东倒西歪的，到后来才慢慢平稳了下来。好不容易到了县城东南角的收购站时，看门的老大爷说已经下班了。我想，如果今天不能卖掉，我还要把草推回到县城西北角的学校，一来一回就太费劲了。于是我向看门的老大爷说了我是学生，想把草卖掉换点学习费用，离学校又太远，来回不容易，请大爷照顾一下。老大爷看了看我，就同意了。待我把草卖掉，拿上5元钱回到学校时，天已经很黑了。我简单用凉水擦了擦身上的汗水，吃了一些饭，就上床睡觉。躺在床上我觉得非常轻松，也非常幸福，那一夜我睡得特别香。
三年经济困难也波及到了学校，校方鼓励学生们在学校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植蔬菜，主要有小白菜，胡萝卜，茄子等，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口粮的不足。我们班种的小白菜长势喜人，它生长期短，产量高，是种植最多的。我们班的茄子就种在教室的前面，长的也很好。记得有一次，我们班晚上干完活之后，同学们肚子里饿的呱呱叫，有同学提议摘点茄子吃，班干部们也没有反对，大家就动手摘起了茄子，每人都摘了好几个，拿在手里就吃起来，感觉生茄子很好吃，不苦，不涩，还有甜味。集体吃茄子的事，没有受到追究，原因可能是有班干部的参加和老师对饥饿同学们的同情。
为了保证学校的安全，学校安排学生们在晚上值班巡逻。这时是学生们最饥饿的时候，到了晚上10点左右，肚子里实在饿的难受，就到食堂里去看有没有人值班，如果有人值班，就求爷爷告奶奶地说好话，让他们卖些地瓜干做成的饼子给我们吃。我当时感觉那饼子甜甜的，非常好吃，以至于吃在嘴里舍不得下咽。有时也会有“好”事发生，碰上教工食堂的老头值班，他会偷偷地拿一个馒头给我吃，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喜欢我，也可能是因为可怜我，但我还是非常感谢他。

1960年获共青团山东省委颁发的青年跃进红旗手奖章

“过电影”

下面我就谈一谈学习方法。（在毕业全校师生大会上的部分发言）

首先要保证充分的学习时间，不能过多地耽误功课。我在中学这六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那怕是在我家人外出逃荒的时候，每次放假我都是按时到校，从没有晚来过一次。再者就是一门新课开始，打好基础非常重要。有些课程，例如数学、英语，前面的知识没有学习好，后面听课都困难了，如果一节课下来总是“云里雾里”地没有听懂，那后面的课程学习好就非常困难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学习方法就是“过电影”，所谓“过电影”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将当天所学的主要课程默想一遍，尽量把像数学里的公式，外语里的单词都回忆起来，实在想不起来的，就去看看笔记和书本；“过电影”时还包括一天里有什么思想进步，像向雷锋同志学习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同学们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才有权利说：我可以休息了。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前仍然“过一次电影”，如果还能回忆起来，说明昨天所学的主要内容都已经记住了。
关于课堂听讲。课堂听讲也是学习好的关键，有些同学学习不好的原因之一就是课堂没有专心听讲，上课时精力不集中，开小差，导致课后的复习和完成作业产生很大的困难。上课集中精力听讲是提高学习效率最好的方法，应该说那是事半功倍的事情。就我自己来讲，自从考入广饶一中的六年里，我在课堂上从来没有打过盹，也没有开过小差和胡思乱想。
还要做好阶段性学习总结。我都是在每周星期六下午完成本周的所有作业，而抽出周六的晚上做本周功课的复习工作，看看还有什么不十分清楚的地方，检查一下有没有记错的地方。星期天可以多做一些练习，或者多看一些参考书。这样做，对学习好基础知识也十分有利。
每门课程学习一个阶段以后，要及时进行阶段性复习，期终再来一个总复习，学习的知识也就巩固了，考试也就不害怕了，获得一个优异的成绩带回家去，又是多么光荣和幸福呢！我觉得艰苦和幸福并不是矛盾的，学生时代既是艰苦的，又是幸福的。没有艰苦就感受不到幸福！

                1963年和冯永贞老师合影
            后右一：冯老师；后右三：牛俊民；前右一：魏惠荣

母爱

中学的生活仍然非常清苦，主要是吃不饱。虽然学校里采取了许多办法，尽量让学生们少挨饿，提出了“主食不足瓜菜代”，但是饥饿仍然伴随学习的全过程。
一个严寒的冬日，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文教局里有家里给我捎来的东西。星期天的早晨我去了文教局，走在路上我的脚冻得发麻，肚子里饿得呱呱叫，到了文教局才知道是母亲让人给我带来的东西，里面有她亲手缝制的棉裤，棉袜和棉鞋。在棉裤腿里还装了许多地瓜干。看到母亲捎来的东西，我眼里有些湿，在我最冷的时候，我有了棉裤棉鞋；在我最饿的时候我吃上了地瓜干，当时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过了很多年以后，每当我想到“母爱”时，在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时的景象。
1961年的暑假，我留校值班，没有按时回家。直到9月5日我才能回家。我回家的时候，还专门从学校里买了一些当时认为非常好吃的东西，就是用苞米面做成的饼子。我用省了好几天的饭票买了两斤，想回家让我母亲吃。到家以后，我母亲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她已经吃不下了。看到骨瘦如柴的母亲，我心里非常难过，我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回来？三天以后，我母亲就去世了。就在半个月之前，从小非常疼爱我的外祖父也去世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看上。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饿死人是普遍现象，我看到我们村上20多岁的年轻人都拄着拐杖，不少人死了之后无人埋葬。我们家在村里人缘好，帮忙处理丧事的人多，但他们的身体因缺乏营养都非常虚弱，我家的祖坟在碑寺口村，离封家村要三里多路，尽管骨瘦如柴的母亲遗体不重，抬的人还是换来换去，中间还休息了许多次。
安葬了母亲之后，她的形象却在我的头脑里活跃起来。她健在时，我没有过多地注意她，哪知她走了，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在饥荒的年代里，谷糠、草种、树皮、地瓜蔓、黄西秸和各种野菜都成了可以吃的好东西。一次，邻居送给我家2斤黄西菜（一种野草）种子，我母亲磨碎以后蒸成了饼子，我和妹妹们都吃着很香，便让母亲一块吃，母亲说，你们吃吧，娘不饿，她始终没有吃一口。
有一次，我周日回家，家里正在推磨，那是可以用人推的石磨，用它可以把各种东西磨成粉。我和母亲还有两个妹妹，四个人轮流着推。首先磨的是黄西秸，磨了很多遍都很难磨成粉。接下来磨的是草种，最后磨的地瓜干。地瓜干是当时最好的食品了，我和小妹妹俊英忍不住饥饿，一边磨一边吃起来，大妹妹俊华已经懂事了，她和母亲舍不得吃，因为还要用这些地瓜干粉和野草种子掺在一起吃呢！
还有一次母亲托人叫我回家。我们家养的一头牛生下的小牛犊死了，我家分了一些牛肉。她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母亲不吃，她说她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和水肿的父亲，还有两个妹妹吃。我们大口地吃着，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
后来我意识到母亲那是把生存的希望留给了我们。在饥荒的年代里，在饿死人已经是普遍现象的时候，谁都知道吃到东西就会活下来，不吃东西就面临着死亡。我的母亲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为了我们能活下来，她选择了后者。这使我想到了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时，一个母亲在废墟下躬身保护自己的孩子的情形。这是伟大的母爱！她们都是伟大的母亲！
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愧疚，我当时为什么那么自私？我当时为什么那么无能为力？如果我当时已经工作了，我可以把我母亲接到大城市里来看看她的胃病，可以让她享受一下农村里没有看到和没有享受过的生活，可以让她看看两个天真活泼的孙子！

1963年广饶县团代会代表合影（后右三为牛俊民）

高考

进入高三以后，学校里对学生们的学习抓的更紧，经常进行模拟考试，在这些测验中我的成绩总排在前面，学习成绩比较稳定。转眼间高考就在眼前，学校里展出了许多高校的招生资料，我看到了清华大学的招生口号：“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那是我们国家工科院校的最高学府。看到以后我有些羡慕，但我没有勇气报考。在班主任张传策老师征求我的报考志愿时，我打算第一志愿表的第一志愿报考北京航空学院，他听了以后鼓励我报考清华大学，后来团委书记安献春老师也鼓励我报考清华大学，于是我就确定了下来。为了保险期间，我在第一志愿表的第二志愿报考了录取分数比较低的山东大学。
为了预防高考中作弊现象的发生，我们的考场设在博兴县的柳桥中学。柳桥中学离我们学校20多里路，大多数同学是骑自行车在考试的前一天去的，那天夜里天气特别闷热，很多同学都没有休息好。我睡的还可以，因为我平常学习成绩比较稳定，心里相对踏实一些。那时作文在语文课中占的比重很大。作文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唱国际歌时我所想起的”；另一个是“记五一节的一天”。我选了第一个题目，1963年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里公开论战的一年，广播里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国际歌的歌声。其它各门功课我考的都可以，比较满意的是数学和物理。考完之后我就估计，考上山东大学没有问题。
有一天，听说第一批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回到学校后得知我被清华大学录取。考上清华，对一般人来说那是特别大的好消息，因为这是我们县广饶一中成立以来第一个上清华的人。学校里也好，老师也好，乡亲们也好，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喜事。当我接到这个通知以后，我的心情特别复杂，既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能上大学，不安的是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去上这个学。我母亲刚去世不久，我有个小妹妹只有11岁，还有个大妹妹13岁，就我父亲一个人要带着这两个妹妹，那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很多乡亲们都说，“你娶个媳妇，成个家，没有女人的家不像个家。”我就面临着去上学，还是回家的选择。家里没有钱是肯定的，我父亲叫着我的小名说，你想去你就去，家里也不拦你，但是家里没有钱。”
离校前夕，学校里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我作为考上大学的代表，在大会上介绍了我克服困难，刻苦学习，取得好的学习成绩的经验和体会；另一个毕业生张玉荣介绍了她回乡建设新农村的决心和打算。
几经周折之后，我决定去上大学。
起程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为难，那是我第一次乘坐长途汽车，也是第一次看到火车，更不用说有什么乘车经验可谈。好在我和考上北京钢铁学院的逯华林、马锡广、北京政法学院的刘全荣同行。我们的行李不算很多，本来可以随身携带，但是我们还是按照规定花钱办了托运。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旅行，终于到了北京站。刚刚出站口，就看到了清华大学迎接新生的大标语。我们四个人都分别坐上了各自学校的大轿车，顺利地到了学校。
2001年广饶一中建校50周年校庆时，我和成俊恒请客，邀请孙光新、安献春、赵洪杰老师参加。席间，孙光新老师（刚上高中时我的班主任）在祝酒时说：“牛俊民家庭贫寒，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考上了清华大学，对广饶一中，乃至广饶县都有重大影响。他刻苦学习的精神，影响了许多届的同学，对广饶一中的校风也有重大影响。”另外，有一天下午，我和魏惠荣一起去刘俊岳家中，看望了已经退休的原教导处主任刘俊岳老师，并送了他一本我编著的《资治通鉴精选》。谈话期间，刘老师特别强调说：“牛俊民刻苦学习的精神，影响了广饶一中几代人，甚至可以说影响了广饶一中的治学方针。”他还说，他经常用牛俊民刻苦学习的精神和学习方法教育子女和学生们。
　

大学

校车直接把我和我的行李拉进了清华园，各个系都设有新生接待站，由大二的同学们负责。他们热情地帮助我们报到，引领我们到宿舍安排好住宿，还给我们介绍了诸如吃饭、洗澡、购物的地方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的班主任徐安达老师也与同学们见了面，并希望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尽管找她。
入大学以后，我被分配到冶金系金九班，即冶金系的金属学及金属材料专业。我们在报考志愿时并没有分专业，冶金系当时设有4个专业，另外3个专业分别是铸造、焊接和压力加工。我们这个专业是搞特殊用途材料的，涉及国防和军工，当时对学生们的家庭出身要求比较高，因此我们班大多数同学来自农村，许多都是贫下中农出身。这个专业的理论性很强，所以毕业时不是搞毕业设计，而是写毕业论文。
我们班共有30名学生，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28所中学。其中江苏省泰兴中学就有3名，他们的中学那年考入清华20名，而那一年山东全省考入清华的也只有20名。第一次班上开会，班主任徐安达老师宣布，我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这使我感到非常意外。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优秀学生，为什么会选到我呢？后来我分析，可能是我的出身好，是中学里的三好学生，并且在学生会工作过的缘故吧。
大学的生活与中学很不相同。中学时期学生们都是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活动，老师们管理的比较严格；大学里则不同，管理相对比较松散，主要靠学生的自觉和自我约束。我来自小县城，对自己在名牌大学里的学习成绩心中不是很有数，所以我学习很努力，努力学习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是班干部，学习成绩必须在同学们的前面，这样才会有威信。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心里逐渐踏实了，我的各课成绩都在班上的前五名之内。

                刚入大学时同宿舍同学合影
          后右一：田蕃；后右二：牛俊民；后右三：林亚斌；后右四：鲁志强
           前右一：李金泉；前右二：文化曾；前右三：陈炳忠

我大学里的生活费用主要是靠国家给的助学金。家庭没有经济收入的学生都可以申请，农村来的孩子可以享受最高助学金13.5元，其中9.5元是伙食费，4元的零花钱，可以用于购买纸、笔、牙膏之类。由于大学的生活好于中学，大一时我慢慢胖了起来。
我在大学期间，衣物和零花钱主要靠姐姐接济，母亲去世以后，姐姐就像慈母一样对待我们这些弟妹，她是我一生中最挂念的人。我的经济状况很是拮据，以下几件小事可见一斑。整个大学期间我除基本生活之外，记得只花过两次钱。一次是我感冒发烧，非常难受，没有去上课，便在楼下走走，当走到8号宿舍楼前时，看到一家小商店里有汽水卖，因为发烧，嘴里也有些渴，就想买一瓶尝尝，因为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喝过汽水。我在楼前走过来走过去，犹豫再三，最后下决心买了一瓶。谁知我根本喝不惯那个味，买了以后又很后悔。另外一次是我咳嗽，在西大操场上看到有人在卖水果，上面的标签上写着“莱阳梨”，我是山东人，但是还从来没有吃过老家出产的莱阳梨，心想梨能止咳，就下狠心花2角钱买了2个，这时我才知道莱阳梨不好看，但好吃。还有两次是集体活动，一次是晚饭后，我们几个同学去五道口散步，看到五道口商场里正在卖北京出产的红心萝卜，我们没有钱买水果，就买了几个萝卜当水果吃。大家一边在铁道边上走着，一边吃着萝卜，感觉心情特别好；另一次是一个中秋节，我们班好多同学一起到颐和园去玩，为了省钱，我们徒步行走。到了颐和园，大家玩的很开心，后来有同学建议买几瓶啤酒喝，于是我们凑钱买了啤酒，喝的也非常高兴。在回学校的路上，苏永安同学都晕晕糊糊的有些醉意。
清华大学有两项很好的制度，一项是本专业的毕业班和新入校的新生班结为友好班级的制度。学校里的很多活动他们都一起参加，两个班还经常搞联欢，由毕业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讲述他们学习、成长的经验和体会，我们的很多疑问也常常在他们那里得到答案。另一项制度是向每个年级派一名辅导员，辅导员由高年级的学生担任。他（她）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学校给予一定的补贴。因工作而耽误了课程，他（她）们可以推迟毕业时间。我们班的辅导员叫董峨，她个子不高，思维敏捷，工作热情，善于言词，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都很喜欢她。她对我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由于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我们班的班风比较朴实。刻苦学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风气占主流，对于那些铺张浪费行为都看不惯。我的家庭条件差，经常穿有补丁的衣服，在最高学府的清华大学，我一开始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走在路上或者是在公共场合，我总注意别人看我的眼神。但是，在我们班我就没有多少压力，大多数同学都很理解我。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也穿着有补丁的裤子去上课，我的思想压力才得以基本消除。

              1964年和苏永安贺承绪在清华园合影

1965年4月8日我被校党委批准为预备党员。我在入大学以后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几年的考验，我逐渐端正了入党动机，政治上、学习上要求自己也比较严格。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董峨和鲁晓萍，她们帮助我克服了入党是为了“报恩”的错误思想，初步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世界观。我是我们系九字班第一个入党的学生，之后还有铸九的付树利、焊九的郝晋生也入了党，在毕业以前，我们班又发展了3个党员，他们是魏德舜、林亚斌和田蕃同学。
我们系有一门专业基础课叫电工，它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门课。它的第一次实验课是安装一个日光灯。实验室给每个学生的材料为一个镇流器，一个启辉器，一个开关，一根灯管，两个灯座和电线若干根，限定时间为一节课。我根据线路图，在不到20分钟时间内就连接好了线路，又仔细检查了一遍，送电后，灯管就亮了起来。我几乎是最早向老师交稿的学生，心里充满了自豪。第二次实验是参考我们金相教研室X光衍射仪的控制线路设计的，要求是仪器送电后，首先启动水压开关，水压开关启动5分钟以后高压才能送电。这是一种保护线路，水压达不到要求时，仪器不能工作。实验室给我们的材料是一个接线板装置，一个红色指示灯，一个绿色指示灯，一个水压延时开关，一个普通开关，还有红、绿、蓝色旧的单芯硬导线若干。限定时间为两节课。我按照线路图很快就安装连接好了，但是送电后没有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我急忙重新检查了一遍线路，没有发现错误，再送电仍然没有反应。我心里开始有些着急，干脆把所有连线拆掉重新安装连接一次，这时我看到有的同学已经完成实验向老师交稿了。我提醒自己这次一定要仔细，务必一次成功，但是事与愿违，仍然还是没有反应。时间就要到了，我的头上急得渗出了汗水，心想难道是电线有问题？我只得又把所有导线拆下来，用万用表一根一根地测量，哎！原来是有一根导线不通，仔细折了一下，发现它中间断了。我急忙把其它导线也测量了一遍，重新安装连接，送电后一切都很正常。当我交稿时，发现我已经是最后了。
这件事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训，同时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科学实验来不得半点马虎，必须保证每一步都万无一失，从此以后我逐渐养成了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1976年我自己安装制作14吋黑白电视机时，对于上千个元器件我都一个个仔细检查，认真测量，对于每一根要焊接的导线我都仔细地先检查一遍，然后再焊接上去。最后结果是，我安装的电视机一次调试成功，遇到的挫折也最少。
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清华大学重要的教育思想。时任党委副书记的艾知生曾经这样比喻过不同的教育方针：两位青年人要去原始森林作长途旅行，其中一位先生教会他打猎，并给了他一杆枪，一个指南针，这个青年能够凭借自己的技能生存了下来；另一位老师给他背上了很多很多干粮，结果是干粮越吃越少，最后竟被饿死在森林里。事实证明，清华大学的这一教育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1968年我们按时毕业了，当时的分配原则是四个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知识分子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是“臭老九”。我们怀着“响应毛席的伟大号召，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工农结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的雄心壮志走向了社会。
毕业前夕，我意识到马上就要离开北京了，应该让家里的老人来北京玩玩，于是我写信让未婚妻魏惠荣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起到北京来，两位老人来北京以后，就住在我们的宿舍里，同学们把一间宿舍腾出来让我们住，同在一起的还有魏德舜的父亲，他也是来北京玩的。于是我们五个人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还一起照了像。我们去了天安门，逛了紫禁城，玩了颐和园。对于没有出过多少门的他们来说，算是开了眼界，作为父母，他们算是沾了儿女的一点光。作为儿女的我们也算是尽了一点孝心，尽管那时的条件非常差！


                1968年和父亲、岳父在北京合影


            清华大学冶金系金九班1968年全体毕业生合影

　

附：技术工作笔记本总目录（第1至第12本 ）

探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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